日瓦戈医生

在大卫•里恩的电影《日瓦格医生》中，主人公尤里•日瓦格医生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冬尼娅，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妻子拉拉。这种双重的爱他使他陷入痛苦和自责中，最终家庭的责任促使他决定与拉拉分手，在与拉拉度过了最后一夜的缠绵后，日瓦格离开了拉拉，却在回家的途中被红军游击队劫持成为了一名军医。丈夫的失踪使冬尼娅感到焦虑，虽然她坚信丈夫会回来，但是战火迫使她离开了居住的小镇。出于对妻子的思念，日瓦格逃离了游击队，回到家中面对的却是人去屋空。于是他回到了拉拉的身边，两人像夫妻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由于日瓦格曾从军队叛逃和他对革命的怀疑态度使他受到苏维埃政府的迫害，两人开始流亡。这时曾强奸过拉拉的资产阶级投机者科马洛夫斯基出现了，答应保护他们带他们去西伯利亚。日瓦格拒绝了科马洛夫斯基的好意，却让拉拉跟随科马洛夫斯基离开。拉拉成为了科马洛夫斯基的妻子走了，许多年后，日瓦格在莫斯科的街头遇到了一个酷似拉拉的女子，他不顾一切的奔上前去，却在那时心脏病突发瘫倒在地。他望着拉拉的身影渐行远去，却无力把她喊住。就这样，日瓦格医生死了。

尤里倒在地上，眼中是拉拉的背影，面对爱人却不能向她呼喊，视野外是路人在望着他。观众隔着银幕看到发生的一切，这样的结局恰到好处，残缺的美更能打动观众。尤里•日瓦格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小人物的死去，无论是拉拉还是冬尼娅，她们也许仍然相信尤里仍然活着，于是默默的等待。影片的最后一幕，尤里和拉拉的女儿知道了她父亲的故事，她的男朋友来接她，两人挽着手离开，那是一段和平年代爱情的萌芽，但随后的战火会使他们的爱何去何方，我们遐想着，让这个故事继续下去。
 
大卫•里恩的镜头总是描写那些风云变幻的时代，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表现小人物的命运。大卫•里恩镜头中的男人总是显露出挫折感。他们英俊，有强烈的尊严，在大时代的风浪中追求自我，在坚持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对抗中体现大卫•里恩史诗电影的悲剧主题。就如我们的日瓦格医生，他温文儒雅，有着绅士的风度和诗人的气质，他善良，同情穷人，在战场救助伤员，他有正义感，充满尊严，面对苏维埃政府的战时政策提出质疑，同时他又是多情的，爱上了两个女人。然而这种爱没有给我丝毫的不道德感，他对冬尼娅和拉拉的爱是不分薄厚并行不悖的，是有如天空与海洋的平行姐妹。他在给冬尼娅的信中描绘他和拉拉如何救助伤员，丝毫没有想过冬尼娅的眼中充满的焦虑，他为了不让妻儿受冻而去偷盗木柴，没有意识到可能造成的后果，他逃离军队，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回家的路，一心想着是自己的爱人。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注定了遭受挫折。

在大时代的环境中个人的情感是脆弱的，缺乏风花雪月的氛围连爱情也变得卑微，于是战火中的女人很自然的被打上了红颜薄命的烙印。大卫•里恩镜头中的爱情是内敛的，缺乏干柴烈火般的炙热，有的是小桥流水般的缓慢流逝。大卫•里恩镜头中的女人都是善良的。冬尼娅和拉拉爱上了同一个男人，然而他们并没有争风吃醋。冬尼娅选择默默哭泣，她是那么爱她的丈夫，相信他，祈求她对丈夫的爱能把尤里的心唤回。但当战火迫使她与尤里分离时，她又写信给尤里，希望他能和拉拉在一起获得幸福。拉拉的内心是痛苦和愧疚的，她亦是有夫之妇，她遭受丈夫的抛弃，理解尤里对妻子的爱，为自己将可能拆散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怀有深深的罪恶感，她选择和尤里分手。当尤里重新回到她的身边，她感到是何等幸福，忘记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承担的痛苦。可是最后，尤里还是离开了，他把拉拉托付给科马洛夫斯基，自己选择留下接受即将到来的迫害。拉拉随科马洛夫斯基走了，坐在火车中一言不发，把对尤里的爱埋在心里，永远不再回忆。她把她和尤里的女儿抚养长大，却从不对她提出关于她父亲的事情。

为什么尤里不选择和拉拉一起离开，那样的话两人岂不是能够长相厮守？一个女孩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她，也许是大卫•里恩不想使他的电影陷入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俗套中。我没有告诉她，也许还有一种可能，为了男人的尊严。尤里不能忍受自己屈居科马洛夫斯基篱下，接受一个卑鄙小人的施舍。他爱拉拉，但却没有为她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如果他向政府妥协，如那些识时务者般歌颂苏维埃，他们就能免于迫害，如果他和拉拉一起离开，他们至少能在一起度过余生。但他放弃了一切有转机的可能，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从不接受他人的怜悯。有人会埋怨尤里的残忍，是他放弃了拉拉，让拉拉成为了科马洛夫斯基的妻子，让拉拉在痛苦中度过余生。但如果尤里是一个革命者，让他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那样反而会被众人唾弃。这样一想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职责他呢？自古以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总是被广为传诵，但如果一个帝王真的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他的百姓，那个皇帝一定是昏晕无道的。尤里是一名诗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在外界压力下坚持自己的人格，为争取自己的尊严而与时代的潮流抗争。但他仍然爱着拉拉，爱着冬尼娅，他是忧郁的，有着诗人所通有的多情，他在莫斯科的街头追逐拉拉的身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想呼喊爱人的名字。

我想起了《天堂电影院》中的故事，穷小子多多爱上了银行家的女儿爱莲娜，尽管两人相爱却因为身份差距而不能在一起，多多为此失意潦倒，那时，老放映师艾佛多给多多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士兵爱上了一个公主，为此内心陷入煎熬，他向公主求婚，公主答应他，只要他为她站满一百天岗就嫁给他，于是那名士兵无论风吹日晒日夜守候在公主的宫殿前，他站了九十九天的岗，然而却在最后的一个夜晚悄悄离开了，那个士兵为什么会在最后的时候放弃呢？爱佛多让多多去思考，却没有给他答案。后来爱佛多让多多离开小镇，去外面的世界不要回来。许多年后多多重回故里，已经有了问题的答案，那名士兵是害怕即使自己站满一百天岗公主依然不会嫁给他，他宁肯选择逃避，把最美好的可能留在心里。

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种解读，如果那名士兵猜错了呢，公主是真的爱他，只是想考验他对自己的爱，为自己嫁给他寻找一个理由。可是那名士兵却选择了放弃，也许他只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一个美丽的幻觉而放弃了相爱的可能。就像《天堂电影院》的结尾，多多再次见到了爱莲娜，当他了解到爱莲娜嫁给的是昔日的玩伴时，他心里有的是无尽的遗憾，如果当初自己再坚持一下，没有放弃，也许一切都不会这样。

有人说男人为尊严而生存，女人为爱情而生活，但也许爱情就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尊严，因为无论怎样，都会有被伤害的一方，在那场漫长的拉锯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胜者。有些故事是没有结局的，我们永远也数不清到底存在着多少种可能，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向加菲那样，一边哼唱着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只有猪肉卷才是永恒的，一边奋不顾身的扑向包裹着爱情的猪肉卷中。

爱他，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离开她，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海。

2015.10.20 《日瓦戈医生》让我想起了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乱世佳人》，二者都长达3个多小时，都是由小说改编的，都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并且作者都是持同情保守力量的态度，影片都获得了诸多奥斯卡奖项，而原著，前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者获得普利策奖。

在《乱世佳人》里，南方的庄园主和奴隶们相处和谐，主仆情深。南北战争前，大庄园主们过着成天开party、舞会，只为爱情发点无伤大雅的小愁的快乐日子；而开战后，原本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不得不上战场，要么战死，要么吃尽苦头、狼狈返家，原本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的小姐们，不得不干农活，斤斤计较地过紧巴日子。在《日瓦戈医生》里，内战（剧中人这样称呼十月革命）前，贵族家庭温馨美满、生活富足、其乐融融；开战后，贵族自然没有好日子过，物资紧缺，难觅容身之所，但即使平民百姓，过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感觉就是整个社会都被革命毁了。不过《日瓦戈医生》没太表现贵族对生活一落千丈的不适应，反而展现他们凭借高尚、坚毅、宽容的美德，积极乐观又平静地开创了新生活。与之相反，红军、革命人士的形象实在不佳，凶残、冷漠、毫无人情味、蛮不讲理。这又让我想起了反映美国主流价值观（偏右偏保守）的《阿甘正传》，里面把左翼青年塑造为吸毒、酗酒、滥交、打女人甚至穿纳粹军服的形象，实在有点过了。再一看《日瓦戈医生》是美国1965年拍的，恍然大悟，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红军的印象自然是极坏的。

看《乱世佳人》时年纪还小，没想更多，情感只系在主人公身上；但现在看《日瓦戈医生》，会觉得逻辑有点可笑，贵族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了曾经的优渥生活，值得人们同情和鸣不平，那么革命的民众难道是因为曾经生活得很好，才想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么？难道他们就应该忍辱负重，甘于贫困，而认为贵族们过灯红酒绿的生活理所应当，自己一点也不该惦记，更不该妄想改变吗？落难贵族的确可怜，但无数平民一直处于难中，岂不是更可怜。

按：想为这部片子写几句话，但是看了林国华的文章，觉得没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4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大卫·里恩很适合这种宏大的叙事风格，在《阿拉伯的劳伦斯》里我们见识了广阔无垠的沙漠，在《日瓦戈医生》里我们欣赏到了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壮阔风景。
电影改编自苏联作家鲍利斯彼斯特纳克的诺贝文学奖作品，影片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对历史的思考。这是日瓦戈的哥哥叶格拉夫的一段旁白：
“那是一场战争
介于国联与德国之间
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
那是他们上流阶级的战争
他们哪一方胜利都是一样的
......
全欧洲都为胜利呼喊
向同一位上帝，祈祷胜利
我的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
就是要制造失败
从失败中产生革命
而且这革命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曾注意到被徵去的农民
穿上他们有生以来
第一双好皮靴
当皮靴穿破的时候
他们就会准备听话了
当时机来到时
我带了三大队的人从前线退下
那是我干过最得意的工作。”

那场战争就是第1次世界大战，而这次大战要追溯到1905年制定的“史里芬计划”，这个伟大的计划（请原谅我用伟大这个词）设想德国主要的敌人在西方，战略重点放在西欧。首先在西线集中优势兵力“闪电战”，在4至6星期内经比利时袭击法军后方，迅速打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对付俄罗斯，在三个月最迟四个月内赢得战争。但是后来由毛奇部署该计划的时候，德国抽调了优势兵力去和东方假想的敌人俄国交战，这正是在史里芬计划里特别强调不要做的。结果是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俄国宣布退出第1次世界大战。而这时德国再将兵力从如此长的东方战线抽调回来已经太晚了，第1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他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无意于和德国作战，这就是叶格拉夫所说的：“制造失败，从失败中产生革命，而且这革命就是我们的胜利。”对德国而言，如果他们按照史里芬计划，不考虑东线作战，结果将会如何呢？
某种程度上说布尔什维克是借助德国来制造革命的机会，需要将俄国置于这种内忧外患的顶峰才能爆发革命。在影片中讲到，第2年‘当皮靴穿破的时候’，逃兵们返家，碰到换防开拔前线的士兵，他们对士兵说：“加入我们吧”，这既是指回家，也是指加入革命的队伍。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况寓于这场戏中。如果德国不在东线作战，那么缺少外力催化的革命不会来的那么快，而没有十月革命，沙皇治下的俄国仍然是德国的潜在敌人，德国仍然可能失去战争的胜利。
反观我们的历史，日军侵华的时候，国共也在内战，蒋介石显然是想先消灭共产党，再对付日本人，但最后不得不国共联合，一致抗日，共产党也就是一边抗日一边壮大自己。毛泽东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沙皇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德国是沙皇的敌人，德国间接促发了十月革命，而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今后却成为德国最大的敌人之一。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日本是国民党的敌人......
不管是俄国还是中国，无产阶级刚刚胜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无知、盲目、肉体和精神同样匮乏、长期受压迫而又无政治素养的人一旦掌握一点点权力，他们是怎样滥用这种权力达到残暴的程度（有时甚至是残酷）。电影中所表现的实在只是一种温和的多的方式。
一部优秀的作品虽然搀杂了作者的倾向性但是它表达了某一社会时期的真实回响以及人的行为，人之所以如此行的行为。当这段时期被湮灭的时候，通过这部作品，我们还可以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有所构建。

        影片中令人难忘的不是日瓦戈和拉拉，而是善良美丽的冬妮娅。影片对她的结局没有任何交待。
为此找小说看了几天。场景庞杂，结构散乱，描述和对话冗长（一段话常常十几行甚至半页；作者习惯借助人物对话来叙述故事，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篇幅是对话），人物众多，人名扑朔迷离 （名、父名、姓，女人婚后改姓，昵称、浑名、绰号 ）。 俄国文学读起来煞是费力。
        
        日瓦戈医生失踪（被抓去游击队当医生）后，家有老小又有身孕的冬妮娅的惊恐和煎熬难以言状，连拉拉都不忍说给日瓦戈听。后来，政府征招冬妮娅的父亲（教授）回莫斯科就职。在书的后半部，冬妮娅一家被驱逐出境。离开俄国前，冬妮娅给日瓦戈写了一封信。


尤拉：
 
         你知道咱们有女儿了吗？我们给她取的名字是玛莎，为了纪念你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芙娜。
 另外一件事情。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里古诺夫、基泽维杰尔、斯库瓦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亲，以及我们其他人，正在被驱逐出俄国。
 
         这真是灾难，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必须接受。还好，我要感谢上帝，在这可怕的时代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我们的遭遇原本还可能会更糟。如果你在这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可你在哪儿啊？我会把这封信寄到安季波娃那儿。如果她能找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很痛苦，政策是让咱们一家人都出国。如果上帝怜悯，找到了你，是否也会让你出国，
        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信你还活着，相信一定能找到你。我的爱告诉我一定会是这样。我深信，也许到那时，到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环境变得温和多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同一个地方相聚了。我这样写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所有的问题在于我爱你可你却并不爱我。我一直寻找这种结论的意义，解释它，证明它。我进行自我反省，对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以及对自己的认识都审视了一遍，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我有一种感觉，你用不友善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是，我爱你呀，但愿你能想像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好的坏的都爱。我爱你你平凡的个性，它们费凡的组合在我看来如此可爱。你的脸庞因你独特的思想而愈显高贵，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英俊，你那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些对我都弥足珍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可以跟你相比。
 
         你知道吗，即便你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珍贵，即便我不如此爱你，即便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冷酷而窘迫的真相，即便是那样，我仍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多么令人难堪无情的惩罚啊！ 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虽然一切都没最终确定，但我们极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爸爸、舅舅在那儿长大的遥远异乡去。爸爸向你问好。舒拉长高了很多，虽然他的长相算不上十分好看，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每次提起你时，他总会非常伤心地大哭，怎么哄都哄不好。我写不下去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祈祷，求神赐福给你以后的日子，赐福给我们无止境的分离，赐福给隔着试探和茫然，赐福给你漫长而黑暗的道路。无论何事，我都不指责你，我不会责备你。照你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只要你一切安好，我已满足。
 
         在我们离开离开乌拉尔之前，对我们来说，它可真是个可怕的致命的地方，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坦然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想虚伪，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生来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简单并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制造困惑。
 
         永别啦，我不得不停笔了，他们来取信了，我也该整理行装了。哦，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写下了这些话， 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将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我写下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催声令我痛不欲生。尤拉！尤拉！

      冬妮娅对拉拉的评判是冷静公允的。拉拉年轻貌美，16岁时就半推半就地与母亲的情人、她认定的“自私无耻不足挂齿的小人 ”“老寄生虫”科马罗夫斯基通奸，导致母亲服毒身亡。日瓦戈曾目睹与科马罗夫斯基一幕，“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地神秘而又厚颜无耻地露骨”。
 
         拉拉的丈夫帕沙是个高大优秀的热血青年。得知拉拉的失身，痛不欲生，去从军打仗，成为高级指挥官。他仍深爱自己的妻子，拉拉也爱他。但拉拉在图书馆遇到日瓦戈后，就成为日瓦戈的情人。冬妮娅浑然不知，日瓦戈失踪后，冬妮娅拖着大肚子来小镇找人，当地人人皆知拉拉的情人，带她找到拉拉。拉拉照料冬妮娅产下女儿，冬妮娅对丈夫的情人也有了观察和了解。
        
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回后，冬妮娅已离去。他没有去莫斯科找妻子，而是与拉拉同居。拉拉为他怀了个女儿。
 就在此时，科马罗夫斯基再度出现，一通谎言，拉拉居然离开日瓦戈，随科马罗夫斯基而去。日瓦戈曾分析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的关系：“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如此难以理喻，充满矛盾。说不定你对他在厌恶之外还有其他感情，令你总是屈从于他。你对他的这种感情甚至比你自愿爱上的男人还多。”
 
         帕沙来寻找妻女，却晚来一步。他与日瓦戈彻夜长谈。日瓦戈告诉他不可能找到拉拉，帕沙痛心自杀。
 
        日瓦戈视拉拉为“我唯一的爱人”。他对爱情有自己的理论。他对拉拉说：“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一个我熟知且喜欢的男人，和我一样，爱上同一个女人，我不会感到怨恨，也不会和他争吵，反而会产生一种悲剧式的兄弟之情。我不嫉妒跟我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只嫉妒比我低下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分享我所爱的女人，我会放弃她。我的痛苦就不是嫉妒了，不那么刺痛，不那么愤怒。就像我遇到了一位艺术家，他也在进行与我相同的工作，但是做得比我好。极有可能，我会放弃自己努力的成果，因为我不想复制他的，如果他做得确实更好，我就没有必要在进行下去了。”
 
         日瓦戈告诉拉拉，科马罗夫斯基曾是他父亲（一个身价百万的工业家）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父亲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倾家荡产，逼得他跳轨自杀。“他是我父亲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但日瓦戈在科马罗夫斯基面前并无血性和勇气，他听任甚至协助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了拉拉。
 
       纠结就在于此：好女子拉拉明知科马罗夫斯基是坏人，却不由自主地听命和屈从于他；好男人日瓦戈偏偏迷恋对杀父仇人怀有斯德哥尔摩情节的不贞女子拉拉，不惜抛妻弃子。
      尤里与拉拉是一对同有嗜痂之癖的既多情又寡情的男女，他们的“不幸”以及给别人带来的不幸，更多是他们自身的责任，但他们却认为，书中也描述成是“时代的悲剧”。
 
      抛开苏俄革命刀光剑影、遍地烽火的历史图景（“高尚的理想沦为粗鄙的物欲，文明的希腊屈服于野蛮的罗马，光荣的俄国启蒙变味成血腥的俄国革命”），《日瓦戈医生》缺乏美感和正气，没有令人激赏的人物。 它能得诺贝尔奖，似乎是因为西方政治的需要。
        此书有十来种中译文。我看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译本，比网上的蓝英年译本好，但仍不尽人意 （“她没能想像到他舞跳得如此好”“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亲，以及我们其他人，正在被驱逐出俄国”）。 俄文作品中最令人晕倒的人名，翻译时其实可以根据中文阅读习惯归纳简化，至少可以附上详细的人物表。
（netz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