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拍摄于1992年，是一部含混着历史沧桑意味的史诗，在他的镜头里勾勒出时代的阵痛与名族之间的微妙关系，用集体悲剧来凸显时代的沧桑，同时也用时代沧桑来表现个体的无奈。在大时代环境下小人物生存的拮据，底层人民的受压迫，种族歧视，资本家的克扣，在任何一个路障面前都足以让底层劳动者一无所有。而这些路障，是历史遗留却也是时代风向。
个人命运——热望与无望
在序幕的段落里，镜头中长工阿助与阿屘两兄弟坐在山坡上，光线慢慢照在他们的背影，然后他们回头，渐渐照在脸上，像传说中的金蟾蜍，金色的阳光勾勒出他们美好的向往，但是这个镜头却以远景拍摄，在美好向往的同时也把他们置于渺小的境地。一对农家子弟，为了父母一块风水好点的墓地，从长工迎向矿工，此时，矿工这项工作还是他们的金蟾蜍。
第一次对矿工产生抱怨是阿屘渴望看见阳光，矿工的生活异常艰苦，三餐可能不饱，也可能风餐露宿，从太阳还未升起一直干到披星戴月，很少见到阳光，从符号学中的意象来说，阳光代表着希望，对于阿屘，矿工这项工作原本是涂抹着金灿灿的希望，可是到现在却见不到阳光，阿屘热望的心情渐渐冷却。
而阿助与阿屘的又一次冷却是一个年老些的矿工的死去，由于妓院事件，矿主搜查起金子，年老戴眼镜的矿工不能忍受监工扒开肛门搜查金子这种非人的待遇力图反抗，却被监工打死。矿工们私藏的金子没有了，一切又得重来，再从新开始的循环圈里，阿助与阿屘不再如开始拿着满怀激情，阿助开始留恋于同阿柔互助与关怀的温暖里。直到阿助的死去，这一场远大的希望彻底变成无望。
结尾的老年矿工我们无从知晓他是谁，他在讲述阿屘的故事，也许他就是阿屘本人，在没有希望的生活里继续过活，像周围继续着生活的人一样。
时代阵痛——幻境与现实的怪圈
这可谓是一个怪圈，影片中的人们由于贫困的现实对未来产生一种幻觉般的病态认识，也只有阿柔和离开的憨瀚少数人活在现实中。阿助和阿屘从原本压迫的长工转行到同样受压迫的矿工，红木一直活在自己是日本人高别人一等的自我世界中，而富美子对家乡的幻象也时常出现在的脑海中，也许他们不愿意回到现实中，这种集体无意识也许出于自我保护的能力。但是在这场幻境中，死的死逃的逃，只有阿柔这个克死丈夫带着4个小孩的年轻寡妇攒够了买地的钱。劳苦大众被压迫着，对于未来有着炙热的渴望才致使他们在幻境与现实中苟延残喘，这是时代的阵痛，他们没有错，错的是贫穷，错的是日据时代。
影片中很少出现特写活着近景这种较小的景别，而多用大景别叙事来突显人物的渺小。同时也很少运用主观化处理方式，多数用一种稳定客观的视角在纪录，而影片中唯一运用升格，是在妓院被搜查后重新开张的段落里，配以管弦乐，强调了生活仍然要继续，人还是要活着，即使生活在底层社会，也没有谁能剥夺他们对于生存的炙望，即使他们活的卑微与沧桑，只因为活在当下。这里的生命像草一样卑微与顽强，而这里的社会却像荒原一般无情，换做任何一人，也会把自己藏匿在幻境中，因为现实太无力，个人无法改变。
在情节的设置上幻境与现实也导致连锁反应，因为红木的幻境，妓院与工友们的梦境破裂，妓女自杀，工友和监工发生动乱，富美子被夺去贞洁沦为妓女，而这一切源自红目对现实的绝望，妓院对红目的压迫。当红目回到现实中愤恨使他杀了日本镇长，短暂的无统治状态使工友们对于未来抱有一丝侥幸的希望，最后和监工发生争执死于爆炸中。
贫穷与时代在这个怪圈中来来回回，折磨着被压迫的人们，而伤痛最终沦为家常，即使伤痛，也都变成了无言的伤痛。
集体式悲剧——默敛与爆发
片中两次情感爆发，一次发生在妓院中，一次是阿柔在阿助死后。对于死亡，片中并没有做出较一般镜头不一样的镜头调度而多用演员调度，这种方法赋予死亡一种随意感，在生命消逝的同时伴随着一如既往的镜头模式，好像导演的镜头只是纪录的眼睛，没有生命。而正是这种方式才会显得格外沧桑，这种默敛为情感爆发积聚了力量，生命随意的消逝，命运多舛，对于片中人物对于观众都是一种积蓄的情感在最后一刻爆发。
红目是社会底层却一直骄傲着的人，是妓院的出气筒也是开心果，妓女们的哭泣是对于红目的思念以及看到的绝望，红目试图改变，结果断送了性命，一任镇长死去还去有下一任，而底层的人只有无穷的被压迫，老鸨说出了多年来的心里话“你们还有希望，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正如之前那个帮富美子梳妆打扮的人说“我已经流不出眼泪。”在绝望与希望无限次的挣扎当中，终于退到现实。
阿柔这个角色设置时影片中最出彩的一块，她看似麻木的灵魂却保持着最纯洁的爱，出卖劳动力出卖肉体出卖一切可以赚钱的方式来养活自己的孩子，而也只有她在最艰苦的生活里赚够了新生活的钱。在阿助死后，她劈开承装零钱的竹子，钱从里面掉出来，她给人们看她的积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他的辛苦，这些钱是他从现实里面克扣下来的，她骂死去的阿助傻，也骂周围的人，这个淘金梦原本就是残缺破败的，可是他们却怀揣着一个破败无光的淘金梦，而这个梦正是资本家换取他们廉价劳动力的手段，阿柔看清了这一点，所有说出走的憨瀚很聪明，所以她攒够了足够的钱不奢望一夜暴富。
在人们爆发的同时淘金梦终于醒了，可是醒了以后的人们仍然要活着，仍然无法摆脱命运，所以《无言的山丘》中的现实就显现的无比残酷，而驻扎在每个人心中的时代梦，只是一首沧桑的诗。

      “没多久以后，那只金蟾蜍就变成一座山，蹲在那里，不知是在尿尿，还是在干嘛，面朝海，背向东边，太阳下山时，那只金蟾蜍身体会变成金色，发出闪闪的金光，有些人不相信世间有这些事，要去看个究竟，结果呢？眼睛被金光刺得张不开，瞎了眼爬回来……六十多年前，邻庄那个吴阿进他祖父，也是跟我们一样做人家的长工，人要是福气一到……”
    这是[无言的山丘]的开场，年迈的长工在昏暗房间中，对着众人绘声绘色讲起的金蟾蜍山的故事，那当中关于黄金的传奇，在哗啦啦的夜雨声中，让与头家签了五年卖身契的阿助和阿尾开始蠢蠢欲动。老长工所说的金蟾蜍山，即是隶属瑞芳县的金瓜石。那年，王童导演拍[稻草人]赴金瓜石出外景，偶尔撞见一座美丽大山，山间白雾茫茫，有野百合生长，忽而记起曾听过的一则凄美爱情和那部刚刚看过的女性悲歌[望乡]，神思纵横间，便开始着手研究这片催生了自己灵感的土地，遂有了金瓜石上[无言的山丘]。
        
        
金瓜石剩下最多的，就是影子，十字锹的影子犹躺在墙角……
——白灵《影子》
    之前写[悲情城市]一文时曾略微提及金瓜石的发迹史，现实当然没有老长工所说的那般传奇。光绪16年的一日，有铁路工人于基隆河道内发现了砂金，淘金人于是蜂拥而至，许多人为寻金矿源逆流而上，1893年，一位李姓农民终于九份山区附近发现了金脉露头，自此，久藏深闺的金瓜石上燃起了人烟，又迅速蔓延成了万家灯火。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地区被割让与日本，日本当局次年便把金九地区的采矿权收归己有，并把日本先进的采矿技术、设备和体系引入矿区，并不断发掘出新的矿脉，金瓜石至此担上“日本首一金矿山”的盛名。
    [无言的山丘]的故事就发端于金瓜石的鼎盛期，阿助和阿尾只听到了金蟾蜍的金光，却忘了那金光刺瞎了多少人的眼，便跋山涉水来到那金光照耀的地方。我不知道阿助和阿尾是从何处翻山越岭而来这基隆山上，看见了远处坐在两根木柱间神色凄然的富美子。那片草地距金瓜石车站约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因时间很紧，不得不从行程中删去了这个取景地，而且那片金黄到凄美的油菜花是当年王童导演举着镰刀割光原本的芒草后亲手种上的假花，即便寻至，想来也是荒草丛生，听闻石墙也已坍塌，无处倚着眺望海天。
    随着矿业没落，金瓜石的辉煌在岁月中逐渐荒烟蔓草。直到2002年，台北县政府才开始对此地进行整建，并于2004年，开辟出了“黄金博物园区”，用聚落式的博物馆形式，存留下金瓜石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繁华都被隔壁的九份占了去，金瓜石黄金博物园区反而因此能清清静静地安然于这秀丽山岚间，让人可以悠悠然地步入历史的尘埃里去。进入园区，便可见一长排典雅的“四连栋”日式建筑，此为日据时期日本职员的宿舍，现被规划为生活美学的体验空间。再往前行，为一栋二层红砖洋楼，日据时期供外地宾客住宿用，后因挪作炼金之用而得名。过警局、邮局，于金水广场的左侧为环境馆，主要展示金瓜石的生态与地质特色。除金水广场于[无言的山丘]中登过场外，其余建筑并无出现在电影中，但这一栋栋日式古典建筑，及其所承载的采金文化，让人恍若走入了历史的最深处，可细窥电影中没有展现的另一半历史的底色。
    从环境馆旁的阶梯往上，便是园内最重要的建筑——建于1922年的太子宾馆，此为当年为迎接裕仁皇太子之行而建的行馆，格局仿日本皇宫的东宫，北侧为庭院，南侧为射箭场与高尔夫球推杆练习球道。可惜宾馆内部不对外开放，便只能站于古木清泉的庭院中，透过玻璃幕墙往里张望这个电影中被称为“万里香”的所在（万里香外景位于九份竖崎路，如今为旅游服务中心），猜想妈妈桑是在哪一间房，满心欢喜地量着与矿工交易来的黄金，富美子又是在哪一间房，终于着上红服，戴上红花，化上红妆，却在镜前颤抖着泣不成声，而后在姐姐的搀扶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宿命。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涌进昏暗的矿坑，呼吸着汗水和污气？
——胡德夫《为什么》
    走出太子宾馆，踏着长长的石阶往上，便踩上了一条不知被风雨侵蚀了多少年的斑驳木道，一面靠山，一面临崖，中间一条苍老的铁轨，从远处的矿洞延伸过我的脚下，之后在远处拐了个弯，便从视野中消失。那日，阿助就是在这里推着矿车往矿洞走去，阿柔背着木头与他擦身而过，阿助说：“力气不够的话，一次不要背那么多。”又一日，大雨，阿助又是在这里与阿柔擦身而过，阿柔看着阿助那没了两个手指的手，不由训道：“长工做久了也会有出息，就是有你们这些人，还这么年轻，就来这跟人挖墓穴。”
    沿铁轨一直前行，尽头处依山有一个红砖砌的矿洞，洞顶红砖上刻有四个字“本山五坑”（矿坑因位于金瓜石本山，故名本山矿坑，共有九坑）。坑口放有矿车、木头等物具，周围还置有当年的压风机、火车头、台车等器械，远远地用一道铁栅和玻璃幕墙与外面的木道隔了开，望过去，就如同望着一个黝黝的深渊。阿助、阿尾、憨溪们便是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洞穴之中，日日挖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做长工至少还看得见太阳，每天在这里挖墓穴，什么屁都看不到。”阿柔和阿尾，不约而同地用了“墓穴”这个词，这个日本人而言象征着财富的矿坑，对于这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却只是冰冷黑暗的墓穴，把太阳底下所有的希望统统埋葬。就像诗里写的——“粉身成满天吸血蝙蝠，飞入人间，可以咬啮住几百万只脖子。”
    本山五坑往前，是开满芒花的山坡，有一条木栈蜿蜒伸向山顶，栈旁是一道溪涧，白茫茫的芒花丛中，掩映着山石与溪水，溪涧上架着一座木桥。那日，阿助和阿尾就是坐在这座桥上，细细看着领到的工作证，阿助说：“这两张就是讲我们若努力工作就有福气，就有田地，有妻儿，爸爸妈妈就有一个风水，不必两个黄金盒一直寄在田埂边，常被牛踢得东倒西歪。”说完，阿助把纸细细叠好塞进衣服口袋，而后望向远方的大海。
    金瓜石，终究没能完成阿助和阿尾卑微的梦想，反而把他们梦想的微光一点点吞噬，只因这是无缘的地方。

原文刊于《看电影·午夜场》

山丘，本无言，王童有话说，180分钟似乎成了这些苦情文人的标准倾诉时间，开头，不太意外地看到吴念真的名字。在山丘背后，隐藏着什么？是金矿还是富美子婉约的笑？我都已经看得模糊。那山丘也是我的山丘。

阿助一个欲望比别的长工更为高涨的长工在听了一段老工友讲述某财主离奇的发家故事后，再也坐不住了，带着性格懦弱的弟弟阿屘在雇佣期未满的情况下逃走了，前往金山去寻找那个原本就渺茫的梦。结局不难想像，阿助偷金子被发现，而后掩护工友逃走，被炸死了，阿屘则终于在和暗恋已久的姑娘富美子ML后疯了，因为奄奄一息富美子当即便死去了。

山丘中的金钱
为什么去做矿工，为什么会被老鸨使唤，为什么一个土丘来了那么多日本人，显然都跟金钱有关。矿工们艰辛的劳作，并在肛门里藏金，是为了能攒点钱买块田，姑娘们艰苦的劳作为了攒够钱买回个清白，日本人的目的更显而易见，要更广的侵略，没钱怎么搞侵略？金钱，必要的充当着一切社会活动的润滑剂。

山丘中的权利
矿长，拥有绝对的权利。可以随意掠夺山丘里的一切，金子，自由，处女，当然还有生命。园子的老板也享有着应有的权利，关张？还是开张？或是继续下流的勾当。权利，支撑和维系所谓的社会秩序。

山丘中的性
不言而喻，矿山本就是男人的聚集地。矿工憨溪，一个行乐主义的者,最后他挑着行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山丘，那些性事还得从他讲起。憨溪最好那口，或者说是最直白的那个，更是园子里面的座上客，跟老鸨烂熟，找姑娘还可以签单，在矿洞里不安心干活，津津有味的玩着红目制作的小玩意。自然，兄弟俩第一次去园子就是他带的路。一个巨大充满阳刚之气的山丘，怎么少的了姑娘，也难怪姑娘们招揽生意的时候，直白的娇喘到，消消火呢。大部分矿工如憨溪一样，发了薪水首先必去光顾园子。
除了这个园子，还有阿柔，一个死了两个男人并带着4个孩子的刚强女人，在做着和男人同样幸苦工作的同时，还兼着矿工之家的社会职业，2元，4条鱼或是其他，大凡有求者基本必应之。开头那几句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台词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慎得慌，"又来了两个男人租房子，阿柔会不会太操劳？"我不得不相信，性是产生社会最原始的生产力。

山丘中的欲望
一个友善的故事，欲望膨胀了，阿助和阿屘踏上无归的旅程。初到金矿时让阿屘狂呕不止的那团模糊的血肉，在两个小时后被阿助的身躯代替。红目不忍生活的折磨，怀着对富美子的情感，欲望急切的促成了一个幼稚的协定，但是最终，毁掉了爱人，也毁掉了自己。腼腆的阿屘，在欲望被释放的一刹那，灵魂也解放了。阿柔，当自己的欲望再也无法满足时，变得歇斯底里了。抛下欲望的只有憨溪，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当矿工，偷金子，找姑娘，走私，最后都是欲望——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任由房价飞涨，仍然争先恐后，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会觉得夸张。彩票是个啥？想必没有人会不知道。您工作真好，收入老高。谁又真的走的出这山丘？

                                      20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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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无言的山丘]这样的台湾电影，印象中是第一次。如果不是公选课的原因，大概今后都极少有可能会主动去看。而了解这部电影的切入点，大概也要从金马奖之类的开始。
还是最好先坦白一下看完电影之后的感觉。没想到会长达三个小时，坚持看下来了，却还是因为倦意错过了一些情节。我想如果是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的话，看不了多久便会换频道。然而到结局之时，还是终于不后悔坚持了那个漫长的下午，尽管依然无法虚伪地说我喜欢上了这部电影。
要说电影，应该还是先要从导演说起。

王童是一位执着于探讨沉痛沧桑史的导演。在告别了[窗口的月亮不准看]等商业片转向乡土电影之后，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关乎台湾人文历史，被影评界赞誉为“台湾的今村昌平”。最为著名的，王童自觉地用影像来见证历史，为台湾电影奉献出了展现太平洋战争时期台湾农民荒诞悲剧的[稻草人]（1987）、勾勒国民党初到台湾之后白色恐怖时期士兵悲惨命运的[香蕉天堂]（1989）和描写日本占领台湾初期矿工悲惨生活的[无言的山丘]（1992），形成了完整的台湾近代史“乡土电影三部曲”。

见网上有人称[稻草人]为黑色喜剧电影。然后想到[无言的山丘]，其实也是这样的。阿助和阿屘两兄弟是那个悲惨时代下的苦难者，可是他俩一脸的憨直朴实却总能让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有阿柔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儿子。记得的还有阿柔的那些话。
把两个丈夫的牌位放在一起，又坚持要保留一点距离，“因为怕他们会打架”。
她在阿助死后很冷静地和他弟弟说：“我们来抛硬币，我赢了就把他的牌位摆在我这里。”
她对阿助的牌位说：“你死后这么聪明有什么用，生前真是太笨了，笨死了。你死了我还是要骂你。”

其实最坚强的，又何尝不是阿柔这个角色。克死两任丈夫，靠卖身拉扯一群孩子，却还能够笑着面对生活。阿助死后，当她执意要拿走牌位时，我们终于看清了一个女人对于生存之道的质疑和不满，对于眼前现实的愤然责骂。
挥刀断指的阿助，展现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兄长形象。而他与弟弟阿屘，代表了那个时代怀揣美好梦想的人们。
中国人本性的善良体现于阿屘，他在沦落为娼的富美子晕倒时，与那些穷得只剩欲望的男人彻底划清了界限。可他却也是懦弱的，这一点至少体现在阿助断指时，他的失声痛哭。
而红目和富美子这两个边缘日本人，他们在意识上、语言上都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却无法摆脱身处底层的悲惨命运事实。
所以这部映现时代伤痕的[无言的山丘]，也许并不是真正要简单痛说苦难历史或者控诉日本人罪行。我们看到的是在日本统治下，台湾民众的群像。也许电影意在反省那个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电影要诉说的，还有存在于伤痕罅隙间的人性与情感。被时代苦难化，却也被苦难美好化。
阿助和阿屘的手足情深，在此便不必多言。
爱情里，最了然的是红目对于富美子单纯却无力的爱恋。加之他们各自无法摆脱的身份，这一种爱，似是苦难剧中最通俗却又总能令人动容的情感。
红目与富美子之间，以富美子的失贞和红目的死悲剧结束。然而对于富美子和阿屘来说，最终迎来的是一个释怀过往的重新开始。其实结局那个迟来的激烈拥抱，我是没能料到的。不过想来，对于失去了哥哥阿助的阿屘，和失去了“哥哥”红目的富美子，这样的结束应该是最圆满的。
走向相反结局的，却是阿柔与阿助。这是决定了情节走向泪中带笑的两个人，所以他们间似是突如其来的结合，完全在情理之中。可是两人最终阴阳相隔。现在想来，也许是影片最悲怆的一笔。

片头说书人讲了一个金蟾蜍的故事，既是调侃又是感慨的语气就编织了兄弟俩的梦。这个梦几经兜转，逃不开最终破灭的宿命。他们的故事却最终通过老人的讲述流传下来。
我想[无言的山丘]，它由一个梦开始，诉说的是希望，希望与反抗。

其实那是个时代的悲剧，却不是电影的悲剧。

2007.4.

任何时代都不乏为功名利禄不择手段之徒，同样在任何时代，甚至任何国度，多数人向往的日子首先是食可果腹，衣能蔽体，不至于夜宿街头，老无所依，病无所养。这种生存的起码要求得以保障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文明与道德。而在一定时期，生存却有如深山古道夹缝中钻出的小草，弱不禁风，几日暴晒的阳光便能让它像褪去的蛇皮一样枯萎。

台湾导演王童有几部影片都是围绕着这种生存的极限展开的，他的作品像黑泽明的电影名称一样，关注着“底下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自忖当艺术从描述特权阶层，转为刻画普通大众无疑是一大进步，更为进步的是，不止描绘普罗大众，一样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像局外人，小武，扒手，妓女，同性恋，江洋大盗，无恶不作的黑帮罪犯，等等，现代艺术并非要越边缘越好，只是多少时代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对象被普遍排斥在艺术的门槛外，从《十日谈》之后，人性中被禁的东西并未减少，生活中被默认却不准人开口畅谈的公开秘密不计其数，即使在现代，像《教父》那样的书籍，当年也只被认为是三流的黑帮畅销小说而已。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认为它们肮脏得不足为外人道，是不管青红皂白一律遭受打压的对象，这些人性的，太人性的像被故意遮盖的月亮，偶尔露面，惊山鸟，像《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魔鬼说得话，莫非“你要把地球上的一切数目和生物通通去掉，从而满足你享受完全光明的幻想”？细想，如此迟到的登堂入室，让它们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受审”，已是我们欠它们的了，否则一幕幕地下的悲剧还会像紫金山上春风醉不了的夜晚，重复上演。毕竟凡是不能感同身受的往往也是无法理解的，而无法理解的便谈不上宽容了。电影，文学等一切艺术的责任之一便在于发掘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却被我们漠视或偏见的社会万象，苦难生活。

王童是这样一位导演，他在《稻草人》中用近乎荒诞的手法，瞄准了一个家庭在战时的艰难生活。如母亲为了守卫两个儿子不被拉去当兵，在两个儿子熟睡时用牛屎糊在儿子的眼皮上，使两人变成砂眼，色盲，最后军队嫌弃得不收，俩人逃过一劫。此时电影的话外音为，”两个儿子真幸运哎，有这样的母亲“；再比如，飞机空投炸弹，爆炸的残片被孩子捡到，带到学校，学校老师说孩子勇敢，奖励他一个放大镜，这么一来，空炸再次来临的时候，一群孩子居然挎着篮子，簸箕，专门跑出门外去捡弹片。更为荒诞的是，有次一只炸弹落在兄弟俩的地里，是枚哑弹，没炸，兄弟俩试探着确定它不会爆炸时，把它当宝，抬回家，怕被人偷了，一定要放在屋子里，然后准备去领赏。可当俩人翻山越岭，将炸弹抬到日本军部的时候，军官被吓得两股战战，拿着枪逼着兄弟俩把炸弹扔进大海，炸弹入海之后，轰然一声，水面泛起一条条白花花的鱼儿，俩人奖赏未得，却捡了一担鱼，回家后孩子们吃着这难得的美味，跟阿婆取乐，说要是天天来炸弹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有鱼吃了，阿婆正言道，用不着天天来炸，三天两头的来一次就好，这样鱼吃不完还可以盐起来，还可以送给邻居。

其中又出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协调的镜头，在如此缺衣少粮的时代，一家人并没有哭丧着苦大仇深，像喝了黄莲一样的脸，而是出现了像弟弟那般，偷着空也要跟老婆耍上一耍；女人更在艰难的时日里渴望着胭脂，口红，最后男人没给她买，她则委屈地像个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男人在土地公公拜香求佑的时候，还不忘一句一句的骂娘；孩子听母亲哄，说一般客人吃饭都不会把鱼翻过身，只吃上面一面，剩下油乎乎的那面就留给底下人吃了。其中一个小男孩从门缝往里瞟，看到鱼被筷子翻过身之后，哇啦一声，哭得跟被甩了一百个嘴巴子似的；战争时期日本人把美国人说得跟魔鬼差不多，比如组织一群妇女进行防空救火演习，说美国人浑身长满毛发，像大猩猩，那玩意都很吓人，日本人比划着，有这么大，下面的妇女听着却在嘻嘻窃笑。

这些荒诞的镜头在战争时期又无一不令人心酸。在电影《无言的山丘》里，这种真实的荒诞更悲催，而那种人文关怀也不再局限于截然对立的民族仇恨，而是一视同仁，批评与同情都有的放矢。中国工人在日本矿山里幸苦劳作，用肛门夹带黄金，被脱了裤子，像猪狗一样被翻来覆去地检查。中国矿工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名叫富美子的日本女子，坠入娼妓，则又排队等候，欲尝异域之情，即使富美子病态恹恹，依然有人对她下淫手。至于那个老鸨，我以前总认为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货色，只会赚取那些女子的容貌钱，可在战争年代，这种人可能同时也在扮演着抚养救济的角色，她收留流浪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女人穿上艳丽的服饰，哪怕是在床榻的瞬间，她们是可以做女神的。可没人看得起她，她说“你们年轻，还有希望，可我呢？”说着她一边流泪，一边一口口扒着碗里的饭。而那位兼营身体，为了养活好几口孩子的母亲，则不仅仅伟大，更深明大义。正如《红柿子》中的老外婆经历了半世风霜，说得一句话，“什么都是假的，唯有把孩子养大是真的”，女人在第三个“准丈夫”淘金被炸死后，执意要带男人的牌位，村里长老们讶异并质疑她有什么资格要带男人的牌位，她直言不讳， “别人来找我可都是有收钱哦，只有跟他同床我是是一毛钱都没有收过，如果要说夫妻，这样还不算吗？”

至于片中安插个富美子，明显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富美子禁不起折腾，变得体弱潺潺，席地而坐，指着不远处，对她的台湾“恩人”说，那里葬了两个人，是座“无缘之墓”。又说要报答恩人，最后在恩人的拥吻中死去。这个无缘之墓俨然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殖民时期，那些同化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台湾现在依然实施的家庭医疗体系，但终究未能将台湾揽入日本的版图，文化所具有的刚毅个性，远非一朝一夕的贿赂或者长长的鞭子所能驯顺的。那座坟墓又或者如一切阴差阳错的缘份一般，有的努力能走到一起，有的无论你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树倒猢狲散，人在你得势时向你奴颜婢膝，大多不是出于由衷的尊敬，而仅仅是屈服于你的权威，内心里说不定是鄙视你的。可这个社会有如诱骗阮玲玉美色的唐季珊所言，有权有势之人，即便人们对他们不满，在他们面前不敢说，背后说，他们听不见，便随便怎么说。老家有句话叫，被人在背后说闲话了，耳朵会红，会滚烫。如果是真的，一个被人说道，咒骂的民族之耳朵又会红通通滚烫在哪里呢？

特权阶层又何尝不是一层一层备受牵制？此处的大爷，彼处的孙子。我们村里的计生办主任，对村里的心生人口有着生杀大权，这点微不足道的大权又能使其蒙受说不尽的便宜，比如村人名字中改一个字，要向他递上重金，美其名曰，”打理费“，这种费用已是公开的秘密。王童模仿《钦差大臣》改编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又对这种“特权”阶层的虚伪与罪恶做了无情的批判。名叫李小璋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场，为了上调，与自己有了身孕的女友结婚过日子，他不惜冒险，开始只是冒充官员儿子为了看一场免费话剧，偏偏馆长”热情“，与其攀谈，要寻根究底，打听他到底是哪个首长的儿子，又要将王牌女星介绍给他做女朋友，其他来看戏的领导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又相继拉拢靠近。随着剧情展开，李小璋已是骑虎难下，只能不做不休，装到底，借着首长的名义请求领导们将李小璋上调。如意算盘落空时，他的女友带着身孕走向茫茫河水，李小璋则深陷牢狱。李小璋曾经跟女友调侃，只怪我没有一个首长爸爸，只怪我不是首长儿子。有人在农场两个月就能出来，有人可能一辈子就要老客死他乡，像《天浴》里那位出卖多少回身体也是白搭的姑娘，有人一个指头就能将你碾进泥地里，这个人也能将你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可是生不逢时，这种人不是你我的爹娘。李小璋最后质问首长，欺骗的又何尝是我一个人，你们的政策一改再改，难道不是在欺骗人民吗？你难道敢说干部们都表里如一吗？

《无言的山丘》中那位听着柴六的日本军督，衣冠楚楚，还是会对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富美子下手，怀疑她夹带金子，就是因为他的怀疑，直接造成了富美子的万劫不复。对于权力者而言，高抬贵手也不过就是动或不动一下身体而已，可是他们为了所谓的尊严，为了所谓不能自打嘴巴，更为了锦绣前程，甚至在明知政策有问题，作为贯彻实施者，认真履行职责，把人撕得血迹斑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尽忠职守，或者神通广大。纵观历史，又有几个掌权者能够知道，最大的权力不是在用权，而是在放权，是让所有人都享有自己该享的权利。

王童在《红柿子》中写1949年国民党撤离到宝岛台湾的将军一家，本来高高在上，到台湾成了庶民，过着日益落寞，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毕竟饿死的大象比马大，将军有着甘愿给他当牛做马的下属，家里有奶妈，有厨子，孩子们第一天上学，厨子推着自行车，中午专门去为孩子熬汤。而对于大多数逃来宝岛的大陆民众，其生活就不那么乐观了，他在《香蕉天堂》里写两个士兵跟着部队撤到台湾后的生活，原本想着台湾的香蕉犹如脐下三寸的阳%物一般，整天有吃不尽的美味。可到了不久，俩人又阴差阳错地被怀疑，变成了G产D的卧底，是来刺探反攻大陆的情报的，哥哥德胜以为是开玩笑，觉得莫名其妙，最后被揪进房子，噼里啪啦一顿暴打，定了罪名之后，回房躺在床上，变得神志不清，当晚兄弟俩因为害怕，便逃离了军队那个是非之地。

弟弟在途中遇到一位哭泣的母亲，她在四处求救，家里的男人来台途中染疾，咳得口吐鲜血，没过多久一命呜呼。女人与弟弟商量，干脆冒充那个死去的男人，将弟弟的名字改为李麒麟，带着介绍信去报到顶替。可弟弟不懂英文，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哪里有什么经验，在工作中显得笨手笨脚，好在与李麒麟共事的女人心地善良，看李憨厚，又对他有那么点投怀送抱的意思，没有将他拆穿，可这种日子毕竟让人担惊受怕，俩人便提着行李离开，去投奔弟弟的大哥德胜。德胜此时躲在一个偏僻的乡下，靠着一户淳朴人家的照料，帮着那家人做些农活，可哥哥间歇性的神智不清，抱着收留他的那户人家的女儿，要与小女孩成亲，一家人气愤不过，说养狗咬家人，将他撵了出去。德胜走后不久又被军队发现，惊吓之中，变得神经失常。那户淳朴的台湾农民看到德胜满是鲜血的头颅时，早已恨意全消，遂为他求情。

此时弟弟挑起家里的担子，拉三轮，扛包，同时自学，最后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以李麒麟的名义找到了一份教员的工作。日子流水，哥哥照例发疯，他们则从寄人篱下，到租了间小房，最后住上了几间楼房，儿子结婚，也有了孩子，可一直到影片结束，弟弟背负的都是李麒麟这个名字，他的儿子去大陆探亲，找到了李麒麟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那头李麒麟的父亲在一个劲地哭泣，说儿子你受苦了，可此李麒麟非彼李麒麟，弟弟只有在电话这头设想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哭着喊着爹娘的时候，那种场面真切得催人泪下。

更大的秘密是，李麒麟的妻子月华亦非他本来的太太，而是李麒麟在撤退途中从恶棍手中救下的一个苦命女子，当时她遭歹人侮辱，被救下后，她同情李麒麟这个大男人拉扯着个孩子，便当起了孩子的母亲。这样一来，这个李姓孩子实际上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而痛苦的是，这个秘密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心里有秘密，而无处倾诉的人无疑是活得幸苦的。

我一直难忘龙先生在那本不得以示众人的书中描写的一个段落，当年撤退时，火车拥挤，途中火车停靠，一个女人下车小解，此时火车发动，车上还有她的孩子，女人就跟着火车哭喊着追，可哪里追得上啊？女人与孩子的命运后来都无人知晓。

《红柿子》里的老太太开始仗着儿子有着“得道升天”的姿态，后来没落了也还算比较乐观，她当年死守老宅，躲在房间里，不愿意离开，真到了台湾，虽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也还是红红火火，她废物利用，为孩子的运动会送上大号的锦旗，那些锦旗都是当年将军的表彰。她为了省去整日烧水的时间，打了几桶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等孩子放学回家，就能直接洗澡；她去学校跟老师推销家中将军制定作战计划用的红蓝铅笔；明明喝得舌头打结，却硬说没喝；让她不要抽烟，她狠命地吸了一口，见女儿走来，她把烟往桌底下藏；她喜欢看电影，带着孩子去看三川敏郎，有一次怕孩子淋雨会感冒，要摸孩子的蛋蛋，说让姥姥看看蛋有没有送，又口无遮拦的跟孩子讨论某个女演员好风骚。

但是总有落井下石之辈，家人孩子上学，财运不济，割爱将画作卖出，齐白石老先生的“红柿子”，吴昌硕等人的画作被专家视为有些是赝品，压价收购。至于那位将军父亲，一辈子出生入死，连自己十个孩子的名字都对不上号，有一天说贬就贬，可他除了打仗，并无特长，家里屋外全靠妻子打理。在刘自然事件后，他的两个儿子跟在众人后面上街游行时，他坐在门外等了大半夜，两个灰头土脸的儿子偷偷摸摸地翻墙回来时，父亲站在门口，劈脸给他们来了两巴掌，说“打你们不为别的，为你娘，为你姥姥，你们去爱国，去正义，害得他们整夜没吃，没睡，担心你们，准是跟在人家后面摇旗呐喊，瞎吵瞎闹，有本事你们带个头，写两篇文章，那才叫管用。”

这段话里透露的是一个男人太多的情感，他原本是个军人，何曾想过要顾家？如今在功名凋敝后才清楚，这些爱国，正义，多少带有私人的狼子野心，不听他人蛊惑，有着自己的判断，选择，不是人云亦云才更称得上是更爱国，更爱家。当然他毕竟摆脱不了要攫取功名的俗世态度，如果做将军都不管用，做个士兵又能管什么用？这枚螺丝钉还不是指哪打哪，像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是没有多少选择权的。至于大半夜的等待，自然不是为了在孩子的脸上打两巴掌，东方人的情感模式不外乎是，一个人（尤其是男人）的爱越是深沉，越是不会轻易表露，打孩子骂孩子有时正是爱孩子的恰切表现。

当时看《建党伟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里面充满了苦大仇深的词汇，比如列强，瓜分，帝国主义，等等，请你们再仔细思索一下，一个普通人又怎么会用这类词汇？是什么样的人群在时时散布并利用着这种激愤的民族仇恨？要知道，谁说了这样的话，谁才更有可能是把你装上螺丝抢里的人，正是他们会叫你摇旗呐喊，使得你姥姥，你父母整夜吃不好，睡不着，担惊受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