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的审判

受难使人完整。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成年的病态源自于儿时的刺激。”如果把“儿时”改成“过往”，不仅对于影片主人公波利娜，还是波兰斯基自己，都是一种致命的贴合。
波兰斯基的卓尔不群在于，无论是多少人性、历史、当今局势、尘封政治的主题都不会给人大而不当的慌乱感，主题的宏大向来都有以小见大的纵深放大性。电影的“演出性”不重，似乎导演人工藻饰的痕迹可以被情绪与气氛的内在掌控掖合的匿影藏形。无论是二战创痛的平静克制(钢琴师）、政治丑闻的臭名昭著（影子写手）、两性较量的三人行（水中刀）、惊波逆转的缜密叙事（唐人街）、情与欲的水乳交融（苦月亮），还是这一部包含了以上特征的《不道德的审判》，波兰斯基都在用“不去劈头盖脸责难，不去口诛笔伐批判”的中立态度继续那些宏大主题，再捎上一段段仅属于特定年代的故事，剩下的边角料，可以技术性的归功与他对光影色彩的情绪性把握。
关于这个电影的审判，三个人物，两男一女（水中刀的记忆不咏自来）；紧凑的情节设置；大量封闭式场景的空间调度；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波兰斯基极尽可能的在人性反差上给予不置可否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各种政治历史的主动开路，让大家对米兰达的人性转变失去了大刀阔斧的批骂之风，似乎他的人格污点也因历史污点给人们对于时代前提更多的理性考量。毕竟，较之电影前大半部分米兰达的义正言辞，他最后的“内心剖白”为提亮剧情层次和揭示人性复杂起了动人的功效。循序渐进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的金科玉律。
关于女主角，我想起鲁迅说“敢于趴在敌人尸体痛哭之人，方为真脊梁。”关于她最后的放生，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受难后自我交待的必要形式。有了这个必要形式，最后“故人”相见同听《死亡与少女》的场景，才可以让观众一边看他们的秘而不宣，一边为兴师动众后的平淡结局触目惊心。

罗曼•波兰斯基作品《不道德的审判》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上午10：52—11：40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罗曼•波兰斯基作品《不道德的审判》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梁颖枝、朱颖敏、梅薇、崔玉、何吉、蔡玲、金爱武、马以乐、杜素梅、黄方悦、罗夏、马惠洁、孙凤凤、赵一宁、张小萍（观影者：张培红、姬伯庆、田瑛、姚筱凤、张征辉、姜天鸿、朱法清、朱松法、唐榕、万邦炎、韩美娣、王玮玮、王月芳、翁锡良、陈华、傅佩影、姜希珍、范大茵、章毓苏、何天华、朱明、王增光、李晓波、李晓鸣、左丹鹰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黄方悦

本片改编自舞台剧《死神与少女》，它的轰动一时类似于中国宗福先写的《于无声处》
范达明：罗曼•波兰斯基《不道德的审判》的片名，不是影片原有的，是影碟引进国内后被人改换了的，原片就叫《死神与少女》，它改编自智利剧作家阿•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1990年写的同名舞台剧，而这个名字又是借用了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小提琴四重奏《死神与少女》。影片开始与结尾，我们从某音乐厅舞台上见到与听到提琴手们演奏的就是这个乐曲。对于女主人公波利娜来说，听这个乐曲是惊心动魄的，因为当年学生时代的她在参加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被捕入狱，受审期间曾遭遇一名军方医生，他将她捆绑后对她疯狂施暴施虐，整个过程中还播放音乐，播的就是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前几天从网上了解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本月下旬起将要公演阿•多尔夫曼的独幕剧《死神与少女》，还查到了介绍剧本原作者的资料，我当即把这一资料编发到豆瓣我们本月影吧活动的论坛上，也做了微信上传朋友圈和影吧微信群。原剧与影片的时代背景，应该就是智利军方皮诺切特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的1990年。而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又是通过流血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议会竞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阿连德政府之后上台的。阿连德1970年11月起执政还不满三年，在1973年的“9.11”流血政变中以身殉职。在两个时代的转换点上，剧作家及时地写出显示当下时代背景的剧本并轰动一时（次年1991年在伦敦全球首演，1992年剧本获劳伦斯•奥利佛奖最新剧本奖），而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于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剧作者宗福先1978年及时写出反映时势交替中社会冲突的话剧《于无声处》，它同样轰动一时。本片由于是改编自舞台小话剧，全片就三个人物，一个环境，可能对习惯于看一般情节性影片的人来说会觉得不习惯，感觉单调。这也说明，原剧大致是严守着古老的戏剧“三一律”规范的。

波利娜因当年遭遇而一直处在草木皆兵的状态中，只要真凶未除，她一天不得安宁
梁颖枝：我看片子时，有一点不解：女主人公波利娜为什么听到外面汽车声音就怀疑来人，后来还整理了东西离家出逃？
范达明：她波利娜因当年的非常遭遇刺激太深，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处在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的状态中，可以说，只要真凶未除，她一天不得安宁。这是全部剧情的前提。再说，那晚，她应该是看清楚了开过来的汽车并非自己丈夫的车，又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里，有什么别的车会朝他们家开来呢？来者不善，于是她赶紧准备好了防身的手枪……还有一点，她此前也听了广播里的新闻，知道她丈夫今天在政法界担任了要职，而在当时的国家背景下，反对派的势力还很活跃，要加害他丈夫的人也大有人在，她不能不随时提高警惕。

医生不一定是施虐者，但他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就承认了当年是自己干的
朱颖敏：医生不一定是施虐者，但他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女主人公有神经质，丈夫不理会，医生开始说得清白自己，最后被怀疑，譬如是用绳子还是电线捆绑，他就能说出是用电线，因为他有类似的经历，与他的记忆重合，他也就承认了当年是自己干的。最后在音乐会上，从三人的互相对视的表情看，我觉得它正是对于那个大时代反映的缩影。

影片前半部分突出了人物的心理反应。片中的真相，我觉得应该是明确的
梅 薇：影片前半部分，突出了人物的心理反应，波利娜认定医生是施虐者，而医生他心中在想是不是要招认。到了悬崖边，医生心中有自我审判。在那一幕戏里，外景是清晨时分，周围的光逐渐亮起来，三个人都开始沉静下来。波利娜最终得到了医生的认罪与道歉，那么所有的过去也都可被原谅了。片中的真相，我觉得应该是明确的。

波利娜以怨报怨。影片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权力意识，揭示了人性在权力下的变态
崔 玉：此前我注意了解了导演的经历，看了导演拍摄的几部影片，觉得这些都和导演的经历相关。在本片里，他用了女汉子这样性格的女性主人公，而波利娜早年的受虐，造成了她的精神分裂，随之而来的就是她施行的以怨报怨。当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革命者并在被俘后成为被施虐者，而如今如果医生是无辜的，那么波利娜在医生面前则成为了施虐者，而她的丈夫——律师，作为在场者，却显得那么懦弱而无力。影片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权力意识，揭示了人性在权力下的变态。导演波兰斯基在他个人的生活中应该说也曾是受虐者，包括他正有身孕的前任妻子的被残杀等事件的发生，而他本人也曾有过被美国法庭国际通缉等遭遇。当然，导演他更多表现为一种内在受虐，一种精神上的受虐。就这点上说，影片令人反思。

影片突出了波利娜身边那把枪；枪，应该是权力符号最典型最形象的象征物
范达明：就权力来说，影片开始不久就突出展示了女主人公波利娜身边带有的那把枪。枪，应该说是权力符号的最典型最形象的象征物。其实在枪出现前，我们还看到波利娜手中握有一把尖刀，当然它是作为餐具出现的，是波利娜为切开烤鸡吃鸡肉所使用的，它在片中虽未转化为（一种权力象征的）凶器来使用，却也曾暗中被丈夫用来作为替医生松绑的工具（但未成功）。不过我们也看到，当它作为波利娜手中餐具来使用时，恰恰也正是充分表达出她是家中最高主宰的权力地位——今日家中晚餐只有鸡肉，你吃也罢不吃也罢，反正就是如此，更何况现在早过了晚餐时间；弄不好，我也可以不给你吃——而片中也确实表现了她恶狠狠地将丈夫餐碟里的鸡肉统统倒进了垃圾桶里的狂怒行动——那是因为他俩对话说不到一块：他丈夫的谈话主题老是他那抛锚在半路上的车啊等等，而波利娜更关注他丈夫今日被总统召见之类的更涉及全家未来前途的“大事情”。显然，在这个家里，男女双方绝对不平等，一切是波利娜说了算。据丈夫对医生说，主要是因为在独裁政府时期波利娜对他有救命之恩。我想，影片里如此异常故事的发生，是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的现状直接联系着的。

医生开车把她丈夫送回家后，她为什么疑虑重重？
蔡 玲：女主人公当年受虐太深。医生开车把她丈夫送回家后，她为什么疑虑重重，并收拾行李离家？这里的情节显得唐突，难道她凭借远远望一下，就断定来人是当年的施虐者吗？她在车上找证据，果然找到了一盒《死神与少女》的音带，可是她当初是蒙着眼睛的，凭借的仅仅是声音的线索。

她有精神与情绪上神经质的一面，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范达明：她整理了东西离家出逃，是在医生第二次来他家送轮胎以后。她在里屋，只是假装入睡，实际上耳朵竖起在听丈夫与医生的对话，她越听越觉得来人正是曾经加害自己的人，就卷起行李、取出钱包里的钞票出门。也许是为了尽快跑得远一点，她还盗驾了医生的车，她要与当年加害自己的人离得远远的，越远越好，仿佛不离开的话她还会再次受虐。这里，她有精神与情绪上神经质的一面，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蔡 玲：丈夫第一次随医生的车回家来，她就不高兴，可能是因为她觉得丈夫回来晚了；第二次医生又开车来，说是送轮胎来的，而此前她对于医生的疑心就更重了，变成确认无疑了。

她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和逻辑来行事：残酷的东西必须以残酷的东西去对付
金爱武：女主人公压抑着自己这么长久，她希望早点解决，一直要寻找证据，找到凶手，由此，她的心里也时时觉得不满。现在眼见得丈夫把医生送上了门，她认为抓到了，当然就不客气了。她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和逻辑来行事：残酷的东西必须以残酷的东西去对付。显然，她的方式太残酷了，是变态的。在有怨气的波利娜看来，依照常规的做法已行不通，她自己也很紧张；她也觉得不公正，但是依照法律与规则来做，又解决不了问题。

波利娜只是怨怨相报，她这样的报仇者，所作所为，自己就是犯罪
马以乐：有的律师因为正常的途径达不到目的，就另搬一套。我们暂且对于女主人公以往的历史不加评论，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当事人显然是意气用事，出于报复的目的。这当然谈不上公正。从我们局外人来看，也可能是医生当年做过了坏事，良心上忏悔，就通过日常生活上做好事来赎罪。而波利娜只是怨怨相报，她这样的报仇者，所作所为，自己就是犯罪。我想，影片最后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我们不要怨怨相报。

一个人曾经做过什么，总是自己最清楚；而每个人坦然面对未来，则更为重要
杜素梅：这是一部讲述心理治愈的电影。无论是当年的受害者，还是现在的被冤者，都认为自己无辜。影片随着情节的发展，一环扣一环。但究竟这个医生是不是凶手，还是不能断定。当然最后双方互相原谅了。总的来说，看完后觉得影片很好。一个人他曾经做过什么，总是自己最清楚；而每个人坦然面对未来，则更为重要。

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来看，他俩并不是真爱，而是同情，是政治因素的结合
崔 玉：从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来看，他俩并不是真爱，而是同情，是政治因素的结合。这个故事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圈套。尽管他们居住在这样一个孤岛，不过夜晚远处仍见有光，那是灯塔，代表了正义之光。医生的过去所为究竟如何，是真是假，就看你自己理解了。

片子里发生的事都在一个房间，让电影镜头的调度很困难，这是非常考验导演的
罗 夏：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医生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看法。片子里发生的事，都在一个房间——封闭的环境，让电影镜头的调度很困难，这是非常考验导演的。如果对比《十二怒汉》、《穿裘皮的维纳斯》，可能本片的功力还不够。片子的光源是蜡烛，空间也小，人物行动就受压抑。为推动剧情发展，最后控制不住了，就让人物走出去，来到悬崖边。而在《十二怒汉》里，为了营造紧张气氛，摄影机可以朝向天花板，可以拍摄窗户，那是夏天，人物紧张得流汗。在波兰斯基的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中，角色就两个人：导演和演员，但最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可见导演经历了20多年来，艺术功力有提升。我觉得要拨开迷雾弄清真相，并不重要。而导演却总是处在矛盾与困惑中，他的前妻，怀着身孕，连同其他几人，1969年8月在他的贝弗利山豪宅被虐杀，是邪教组织曼森家族所为，而他本人则在好友家发生性侵未成年女孩的事。这两件事对他的电影创作都有影响。

影片的开场戏已经初步展示出女主人公那曾有过的经历所造成的她的内心状态
马惠洁：我注意到导演的艺术处理：在未停电灯亮的时候，女主人公在收听新闻广播，知道新总统上任后履行竞选时的承诺，成立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要对1975-80年代独裁统治时期的迫害和谋杀事件进行调查；而恰恰此时，停了电，她又从另一收音机里得知他的律师丈夫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但她内心已经纠结，不得不在点亮蜡烛的光线下把晚餐的烤鸡与啤酒备好。她开门看到远处的车灯的射光，开始警惕起来，又把烛光全部熄灭。这段开场戏，已经初步展示出她那曾有过的经历所造成的她的内心状态，而她的报复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利娜认定医生是当年的凶犯后，她丈夫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审讯与录像过程中，是她讲供词内容，所谓医生陈述的东西都是逼供，这也是一切冤案的共性。而她丈夫在一旁的协助，使他成为她的同伙。当然他的心理很复杂。我们看到，在悬崖边时他本要把医生推下悬崖，最终却无法下手。我从片子获得的感受是：波利娜一意孤行，她的丈夫则很焦急，而医生的形象就显得极为可怜。直到最后，在剧院听音乐时，看到医生一家人的情况后，我们的心才放了下来。

只有当波利娜解放了医生后，她才获得心理释放。影片起到了对社会病痛修理的作用
孙凤凤：波利娜实际上是心放不下来，时间越长，她内心的压抑越大，造成了精神问题。她没有证据断定医生是凶犯，但报复心很强。医生也可以找证人，实际上他也找到了证人。但她开始还不让打电话，不愿意听真话，只相信自己。医生最后的供认与推理，是讲违心话，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只有当波利娜解放了医生之后，女主人公自己才获得了心理释放。
蔡 玲：应该说，影片是起到了对社会病痛修理的作用。
赵一宁：最后的音乐厅演奏以及表现三个主人公眼光对视的关系，暗示了影片的内涵。审判虽是不道德的、非法的，但让女主人公把话都说了出来，这成为她的心理释放的途径。

在影片的现在时态里，三位主人公都不乏象征的含义；波利娜还同时审判了丈夫
范达明：在影片整体的现在时态里，可以说对片中三位主人公的描绘都不乏象征的含义：波利娜的女强人性格加之她佩带了枪，成为绝对权力的象征；医生米兰达是用自己的车载了半路遭遇车障的男主人公回家的，做了好人好事，原本是善的化身，却在波利娜的历史记忆里，被想象成一个曾有过对她施虐的大坏蛋，他善的化身顿时便转化为恶的化身了。丈夫作为律师与司法部长候选人，当日下午被总统召见会面一小时，还被任命为“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因此，他不仅应该是正义与法治的代表，还应该是多少代表了国家利益与政府权威的象征；然而一到家中，他什么也不是，完全成为听命于妻子波利娜指挥的驯服工具。导演对于波利娜角色扮演者的选择非常贴切。波利娜决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女人；她身高马大，体格强壮，还略有凶相。此前我们已经领略到，她居然能够单凭一个人的气力，在风雨之夜将医生的私家车从较远的山坡推下了悬崖！——人的体力，或许也是一种原始的权力。而接着我们看到，在他们家中开展的那一场对于医生的审判，何止是“不道德的”，完全是非法的，是粗暴地践踏人权、践踏法治的——有评论甚至认为这是波利娜对医生的一次“反强奸”！显然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人权调查委员会”首先应该来调查的一个案例，因此它不是也成为对于成立所谓“违权会”的极大讽刺吗？另外要提一下，波利娜在这个“不道德的”审判过程中，实际上还同时审判了自己丈夫：她终于让丈夫也交代了自己曾经对她的背叛：他承认，当年在她失踪两个月也就是在她被俘与受虐期间，自己确实另有了新欢，由于过从甚密，已说不清他与新女友上床的次数了。审判一举两得，让波利娜另有斩获，可见波利娜女权的厉害。不过经由后者，或许就能解除她这样一个女人以往对丈夫耿耿于怀的心病了。

2015年5月23-25整理，27-28日补充修订

看这部电影的人莫不会被女主角Paulina所述说的故事吸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女人显得那么神经质，提出的证据都是容易磨灭或变迁的主观体验，难以作为审判认定的证据，再加上她的丈夫Gerardo在劝她平静的时候也提到了她过去的误认经历，这些都构成否定性的证词；然而，被审判者Miranda医生最后偏又尽情吐露了作为一个色情施虐者的内心体验，尽管这是在严刑逼供之后，是在最后也是最严肃的威胁之下，在悬崖前，但是对体验而不仅仅是行为的描述使得他的供认显得那么真实，从而审判的天平变得无法确定倾斜的方向。真相到底是什么？看着音乐会里Paulina和Miranda以及Gerardo三人的视线交流，关于真相的问题，可能就更令人疑惑了。

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Paulina对于《死神与少女》这支四重奏会产生创伤后反应，她听到这旋律的时候需要紧握丈夫的手来支持自己。她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创伤经历呢？

根据Paulina的故事，在反独裁的斗争中，她为了掩护男友Gerardo而被秘密警察抓起来施以酷刑，Miranda医生受秘密警察雇佣，先是照料她的伤情，之后又对她进行了色情施虐。这些施虐便是伴随着《死神与少女》的旋律。而Miranda医生坚持自己当时并不在国内。

他们便是这场审判的控方和辩方。但不幸的是，控方同时也是审判者、有权力者。审判中本应当存在的三方缩减成了两方。Gerardo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软弱的中立状态，时而同情Miranda，时而袒护Paulina，他所象征的法律在很多现实情况下也是如此的无力，尤其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审判的目的是要Miranda承认当年对Paulina犯下施虐罪行。Paulina也想报复，但并未实施。虽然她说：“我想强奸他，可是，我不能。”但这不是她未实施报复行为的原因，真正原因在于，当她身心俱损地出狱时，发现Gerardo正与情人在床上。这一事件给她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

Paulina像秋菊一样执着，希望且仅仅希望得到当年罪人的供认不讳。那么这承认对她有何重要意义？秋菊的执着是因为她“把自我价值投射到了他们家男人那‘要命的地方’”，而Gerardo的爱情也是Paulina自我价值所在。她隐姓埋名在半岛上幽居，极少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我们都难以想象她每天的日常生活内容。她能够怎样被定义呢？唯一的线索是对Gerardo的依附。在这么多年里，她一直都向丈夫隐瞒着当年受虐的具体情况，因为她认为一旦说出来那些事情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这种说不清是爱情还是依附的关系也将变得危险。而且如果当年的痛苦无处安放，即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那么随后发现Gerardo的背叛就更加难以承受。这便是Paulina会既冷峻又狂热地审判Miranda的原因。

这场审判以Miranda的坦白而告终，Paulina得到了她想获得的确认，也得到了Gerardo的爱情的巩固。一般来说，如果嫌疑人自己供认了罪行，那么就没有什么多余的枝节了，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却还有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审判过程。在音乐会上，Miranda与Paulina对视后，又转头向孩子微微一笑，非常和蔼而且镇静。Paulina的眼神有些愤恨，Gerardo则显得有几分嫉妒。如果之前真的发生过如此残酷的审判，这种眼神交流又该如何理解呢？所以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这场审判仅仅是一个幻想，衣冠楚楚地坐在音乐厅里的绅士淑女不安分的头脑中的一段性幻想的话，它的合理性怎么样呢。

在这个故事里，Paulina起先曾经是受虐者，受到诱惑、强奸以及羞辱，在后面的审判中又成为施虐者，她对Miranda施加的刑讯可以说是强奸的变形，既有暴力、惩罚，又有性刺激。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Paulina的一个施虐受虐幻想。尤其这个幻想故事当中还被掺入了一些同样包含有相似性质、但更富装饰性的元素，比如青春、学生革命、牺牲……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舒伯特的四重奏曲名中得以囊括——死神与少女，破坏驱力与力比多。

不过施虐受虐幻想基本上主要与力比多相关，而不是与破坏驱力相关。施虐受虐幻想所追求的是快感，不是毁灭。这正好解释了Paulina不杀死Miranda的原因。施虐倾向的根源很容易在正常人中见到。施虐倾向相当于性本能中的攻击性因素，只是它变成一种独立的夸张的因素，占据了主要的地位。(Freud，出处待考) 受虐倾向不是性本能的直接表现，而是施虐倾向转向自身。性幻想中既有单纯施虐幻想也有单纯受虐幻想，不过在人的欲望中往往是施虐受虐欲望都存在，只是在幻想当中可以将施者和受者分裂，形成不同的幻想过程。在这个电影里演出的故事中，不仅存在着施虐与受虐的分裂，还有角色交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富于想象力的。

在施虐受虐幻想当中，负罪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说：“在受虐幻想中，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内容，即负罪感。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犯罪性质是不确定的)，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弗洛伊德还说：“就我所知，在施虐倾向转变为受虐倾向的过程中，负罪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出处待考)然而影片中正好演出了一个反向的过程，Paulina是从受虐者向施虐者的转化，这种变化令我不得不去设想，可能是她将这种负罪感向外投射到某人身上，才发生了这种逆向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Miranda会供认自己施下虐刑，因为Paulina完成了受虐幻想，满足了赎罪的欲望，此时她便可以释放自己较为有力的和求生的一面，她需要有人接受她的负罪感，而形成施虐快感，她选择了Miranda。这种施虐快感相当于攻击所带来的快感，根据其幻想中泄漏的一些细节，我们也不妨设想，Paulina所要攻击的可能就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疑心丈夫发生了外遇。但同时Paulina却不敢直接攻击丈夫，即使是在幻想当中也做不到。其原因有可能是丈夫被她投射了一些对她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譬如正义（她的丈夫是个律师）、权力（做委员会主席）、依附关系等等。将这样重要的形象摧毁是她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有了Miranda这个倒霉鬼。

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出其他的解读。为了能产生更多其他新奇或者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我们还会不厌其烦地重新翻出电影来考证细节。那是因为观看电影的过程和上述的两种解释仍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头脑中的施虐受虐欲望。我们需要将这电影吞噬、咬碎、消化、排泄、然后再次把玩，我们籍此将我们过多的力比多释放。真相就在此中。

（所有涉及弗洛伊德的引文均来自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原始出处待考。）

（芷宁写于2010年4月28日）
   某个被以视觉革命为己任的《阿凡达》彻底洗脑的家伙，认为该片不需要演员，只要特技就好，饰演博士的西格妮·韦弗更是没必要，认为她不仅“年老色衰”，还只会演科幻题材，如以前的《异形》等，且演技平常……
   对此观点，实难苟同，倒不是对《阿凡达》有什么表演方面的看法，而是一直认为西格妮·韦弗是位才华突出、演技卓越的女演员，且不论她在影片《雪饼》中饰演的患有严重自闭症的丧女母亲琳达有多么传神，其在波兰斯基的影片《不道德的审判》里扮演的有过创伤经历的神经质女人波利娜则更能说明她的演技有多出色。
   《不道德审判（Death and the Maiden）》，直译为《死亡与少女》，是一部看后令人不能忘怀的影片。该片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剧本，改编自智利作家阿瑞尔•道夫曼的经典戏剧，全片角色场景极简，只有三个角色，一个主要场景——女主角波利娜和律师丈夫杰拉多的家，在这样一个相对逼仄的空间里，影片被呈现得极有层次感，给出了一个颤栗苦闷且阴郁的故事——多年后，一个被摧残者对施暴者的私下审判，从而连带出极端情况下的人性背面。
   影片整体节奏适中，却被拿捏得紧凑而洗练，始终流露着一种源源不断的紧迫感和压抑感。三个人的戏份因故事本身、因演员表演、因导演掌控，而呈现得步步惊心、引人入胜。如此氛围的营造，得益于波兰斯基的光影功底，手法不见得多玄虚夸张，但故事讲得到位，十分彰显人物的内心活动，并将更多的潜台词留给观众。
   有人说，单独听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死亡和少女》，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如果结合这部影片来听，则更会有一种不可知的恐惧感。多年前，在狱中，米兰达医生（本·金斯利饰演）对被蒙着双眼的波利娜施暴时，反反复复播放的就是这首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曲子本身旋律很优美，可在音符流转之间激荡出阵阵不寒而栗的恐惧和紧逼，仿佛永远也逃不开无边的黑暗和炙热的岩浆，如同戴着镣铐舞蹈，和影片的情境配合得恰到好处。
   在片中，西格妮·韦弗将波利娜遭受非人蹂躏后的心灵创伤挖掘到了极致，表演张力十足，波利娜越是疯狂内心就越枯竭，越强悍就越脆弱，她最初的每个神经质的举止都加剧了影片的紧张悬疑感，而后审判中演说式的言词，咄咄逼人的态势，则再现了她曾经炼狱般的经历，观众们仿佛看到一个受伤极深的心灵在泣血在颤抖在角力在纠结……
   至于两位男演员，本·金斯利的演技可圈可点，在被绑缚质问的过程中，他的表现将疑惑的正反面不断抛出，直至最后的确定，其中医生被推到悬崖边，危情忏悔的那一刻，金斯利发挥得相当出色。斯图尔特·威尔逊的丈夫杰拉多配戏得当，其中，在得知当初不肯出卖他的波利娜在狱中不仅遭受过没完没了的电击，还被强暴过14次这样的隐秘时，心理戏较丰富。
   几近疯狂的举动、引发女主角猜疑的音乐、层层紧逼的质问，曾经的疮痍被揭开，被摧残者需要施暴者的忏悔来填补失控的心，而事实上，施暴者也需要获得宽恕，才能面对家人生活……影片其实更关乎人性，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政治表象，在这里，政治只是带来非人惨刑和痛苦回忆的极端因子。
   影片结尾，被受害者和施暴者不期而遇，各自携家人在音乐厅欣赏舒伯特，曾经几近疯狂的女人和曾经“丧心病狂”的医生都看似平静的聆听，在望见彼此的刹那，空气中暗涌着复杂的气流。能平静聆听舒伯特，说明女人已经超脱，而医生作为丈夫、父亲陪伴家人的样子，很难和一个曾经的施暴者相提并论，似乎影片想以此来表明，在特定的极端境况下，人性会畸变，任何一个看似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人都有可能畸变成一个残暴血腥的施害者。
（若听片中那光所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可去http://nicolew.blog.hexun.com/49094660_d.html）

片子改编自一个话剧，所以所有的情节都发生在室内，而且在一个集中的确定的时间。这很难。
这个戏，让我们看的，不过就是我们如何从认为这个女人只是无理取闹到我们开始半信半疑。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看到的。
波兰斯基是个压抑的导演。他的导演功课并不是十分的出色但是可贵在他可以给与剧本最大程度的还原。这个戏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