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m

M就是凶手有感
一个不需要法律制裁的凶手

同样的犯罪题材的电影，这个电影风格就是不同希区柯克的画风，就像希区柯克的电影《惊魂记》，他们的电影点相同的是都是说精神病患者的行凶。

M就是凶手，他重点的在于平铺直叙的讲述这个电影，涉及人物关系之多，有犯罪团伙，警察群体，小镇市民都是一堆一堆的演员，到影片中间部分才真正出现主角就是男主人公凶手M（ps:整部电影两个多小时，除了15分钟有一处凶手的闪现）。凶手M的露脸戏份并不多，很快他被犯罪团伙分钱雇佣的卧底市井们捉住，然后就开始自述自己的行凶是无意识行为。

那个时代的电影注重的是故事，所以编剧也是个煞费苦心纯技术活。而这部电影的演员也是平起平坐，因为没有所谓主角，他涉及演员关系之复杂，人员之多，所以应该把主角分为阵营，凶手，警队，黑帮，群众。同样胖子老希在《惊魂记》中也用了同样方法，假设女小职员是主角，随着故事发展，20分钟她就遇害了。所以主角并没有不死光环，故事才是真理。

惊魂记，胖子老希重点放在角色上的多重身份的塑造上，例如一个普通的女职员成为突然变成了携款逃走罪犯，一个友善的旅店老板原来是变态的杀人凶手。（ps:胖子老希的电影总是喜欢在人物身份的多重性下功夫，例如说西北偏北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广告商人莫名其妙的突然卷入犯罪团伙的卧底，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又是警察那边的卧底，又是犯罪头目的一张棋牌。在例如后窗里面的一个报社摄影师因为意外腿伤，通过偷窥又意外成为了侦探。例如迷魂记里面本来一个平常的售货小姐受雇佣变成了迷惑警察的演员。）

胖子老希的人物身份的多重性设定，使得电影更加立体，富有饱和感。这就是一个没有电影特效，一切剧情靠剧本的年代，因为没有特效，导演必须在电影的故事上花费心机，才能博得观众欢心，同时又是一个没有特效的年代，更加考验摄影师现场布光和演员的表演能力。而不是像现在的电影，那些演员只要美美的，很傻很天真就够了。现在的黑白电影质感都懒得打光，就像迪斯尼的仙野踪境，后期把实景变成黑白做复古的感觉就好。

故事的核心是角色，所以角色需要丰富多重的心理塑造。角色的每个表情，每次动作都是体现他的心理层面，电影没有小说里面的心理描写，只能通过演员的表演和观众进行视觉传达。

那是一个法律制裁的年代，法律至上，但是凶手并没有受到所谓制裁。因为他行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说他的行凶时，就像背后有个魔鬼告诉他这样做，然后他脑袋一热就做了，这种无意识是不受谴责的，而且要受政府保护。但是就像影片说的那样，那些受害者，甚至她们的家庭，就是这样无可奈何的承受罪犯不受制裁，他们的疼痛夹杂着更多的无奈。影片中冰冷的旁观，没有正反派的人物结局设定，没有给观众留下坏蛋必须死的正义快感，而是像一部缺少感性思维的摄像机，好像说着我就是拍摄而已。

影片的小细节应该有掌声。一部变态凶手犯罪电影，却没有一个直面血腥镜头。一个电线杆上的氢气球，一个乱草堆上的小皮球，成功地暗示了小女孩已经遇害了。道具运用的有意义，小女孩放学回家玩的小皮球，遇害现场周围的糖纸。电影渲染的氛围很到位，一群人在一个密闭的会议室，因为想找出凶手的却又无能为力的焦头烂额的情绪，利用抽香烟雪茄弥漫开来的烟雾，来表达人心惶恐。每一个设定都是有存在的意义。还有就是当行凶过程前响起的音乐，口哨的音乐代表凶手的出现，先声夺人很好的例子，每次行凶前的口哨声音也表达了凶手的玩乐性格，他不像十二宫的杀人犯般的心思细密，说明了凶手的行为是一个无计划的感性行为。

黑白两派的介入。白派就是警察，负责正面搜寻，根据凶手线索，凶手给报社寄出了一张声明，潦草的字迹显示了凶手艺术情感的不确定性，为后面的无意识犯罪做了充足的铺垫。后来机智的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凶手的住所，找到凶手写字用的红铅笔。白派是确定凶手的。黑派，觉得这个凶手出现导致黑派干不了事业，因为大规模的警察搜罗阻碍他们的交易。所以他们也讨厌那个凶手，赶紧捉赶紧判，赶紧恢复他们的生意。所以黑派分发市井人金钱，有序安放他们在固定方位作卧底，来捉住凶手再次犯案。不过他们也有正义的一面，面对凶手的兽性行为他们加以谴责，声讨命债命还。他们也有人性的一面，居然给凶手配置一个辩护律师，然后辩护律师说凶手是精神病患者，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受到惩罚。

这是一个法制的小社会，因为有法，所以有依据，而不是通过看的不顺眼就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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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M》或者是《可诅咒的人》，又或者是《凶手就在我们中间》，《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Fritz Lang's M》、《M -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M - Mörder unter uns》……不同的电影翻译指向一个共同的符号：M，大写的M，影子的M，犯罪的M，M是小贩涂在手掌上的记号，M是印在凶手肩上的符号，只擦去了一半却永远无法清除，M是以法律的名义受到制裁，还是以人民的名义受到惩罚？

在这无休止的疑问中，只有那口哨声一直响彻在街上，宛如游戏，被消解了。就像影片一开始那些孩子们围在一起玩的游戏，他们唱着那首歌：“他带着刀，把你切成碎片，然后你出局了。”歌声在小区里飘荡，这是可怕的歌，“该死的旋律”，在这歌声中是长长的楼梯，无声的窒息压抑过来，母亲对着窗外叫“爱思”，小女孩没有回来，只有死一般的楼梯，和没有人玩的皮球，以及断了线的气球。女孩爱思贝克曼失踪了，永不回来了，就像这个城市那些已经失踪的8个孩子一样，被口哨声带走了。

留下的只有那个恐怖的黑影，戴着礼帽，而且礼貌地和爱思贝克曼讲话，背影留在“悬赏一万马克”的通缉海报上，口哨声留在街头谱卖气球的盲老人耳中。恐怖的黑影和欢快的口哨声组合在一起，这里没有游戏，只有死亡。凶手是谁，谁是凶手？从游戏开始，是不是要从游戏结束？“糖果、玩具乃至苹果，将生活引向终点。”这是可怕的日子，似乎街上随时都有凶手出现，“坐在你身边的人可能就是凶手”，和小孩在一起的陌生人被怀疑是凶手；在酒吧里的客人被怀疑是凶手，他们一个个被带走接受调查，他们似乎一个个都有污点和被质疑的可能。
 
当所有人都被怀疑，杀人事件就仿佛变成了集体性行为，而个体被隐匿了。警察局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在每个犯罪现场取证搜索，他们发现了皱了的糖果纸，但一无所获；他们搜查了两公里之内的所有咖啡馆，但一无所获；他们一周只睡十二小时，但一无所获；他们抓走了两车嫌疑人员，但一无所获；他们总共发现了1500条线索，“可以装进60本书”，但一无所获。

众多的警力，众多的线索，众多的怀疑，但似乎越来越走向反面，越来越没有价值，目击证人为凶手是否带红帽子还是绿帽子争论不休，他们甚至用“三文治占卜”来推断凶手，一切似乎陷入游戏的困局，但是口哨声依旧响起，凶手在别处。而且可怕的是，凶手还正大光明、胆大妄为地给报馆写信，信里说：“但是我还没有做够。”这是无休止的恐惧，这是无休止的疯狂，警察从凶手的公开信查找指纹，对照笔迹，分析出凶手不连续的字迹表明是无生气的性格，从而得出凶手是一个疯子。他们从监狱、疯人院寻找线索，被治疗又被释放的病人成了怀疑对象，他们装扮成乞丐，他们跟踪每个孩子，他们甚至蹲点在怀疑对象的家里，查找光滑的桌子、废弃的垃圾桶，以及窗台上的铅笔碎屑，但是这些行动并不能获取最有价值的线索，这一切衬托着警察的无能。

而在警察的另一面，黑道也出手了，因为凶手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凶手又一次出现在街上，又引诱着一个小女孩，他还是吹起了可怕的口哨，而这次发现的不是警察密布在街上的那些乞丐，是那个卖气球的盲老人听到了这哨声，然后小贩跟踪，他用M在凶手衣服上做了记号，而行迹暴露的凶手最终摆脱了警察雇来的乞丐的追踪，逃进了商业大楼。而这次得到消息的不是警察，而是黑道。他们闯进了凶手躲着的商业大厦，包围了所有的出口，并且通过打昏保安、破坏大楼，终于找到了藏匿在阁楼里的凶手，等警察赶到，人去楼空，只有撬天花板而没有逃走的法兰兹留在现场。警察抓住了这唯一的线索，对凶手M的追查变成了对法兰兹的审问，当卡尔曼督查听到法兰兹说“找到那小孩的杀手”时，叼在嘴里的烟突然掉落下来，卡尔曼像一尊木偶，站在那里半天没有发出声音，那是一种新的恐惧？在警察大肆搜捕而一无所获的结局面前，凶手却被黑道的人抓走了，这是不是对法律无能的绝好讽刺？他用水冲了头以让自己从这个惊人消息中回过神来。

曾经的自大，傲慢，以及对抓获凶手的绝对把握，这是警察为代表的法律的生动写照，那时，卡尔曼督察坐在办公室里，吸着烟，打着电话汇报搜捕进程，那是一个讽刺的仰拍镜头，和开始时小孩子的玩游戏时的俯拍形成强烈对比，一个是恐惧的现实，一个是法律制度下的理想，“以法律之名”和“以人民之名”的强烈对比。更强烈对比的还有最后的审判。凶手被黑道带到了老肯兹和立维酒厂，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齐聚一堂，实行了他们对凶手的审判。这是一个讽喻，那些人或者身上都带着对现实的不满，或者都有犯罪的前科，都有过被法律制裁的经历，但是现在他们站在了法律的另一面，他们高高在上面对一个杀人凶手，他们是审判者，他们在自己的法庭上掌握着对另一个个体的生杀大权，他们甚至为凶手叫来了辩护律师。他们叫着“杀了他！”当凶手的辩护律师说要交给警察，通过法院判决的时候，他们都笑了。

凶手声嘶力竭，他说自己一直有着恐惧，在街上被跟踪，随时可能被杀害，这种无尽的痛苦面前，他不能阻止自己，“除了我做那事”，他才能平息心中的恐惧，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哭泣，杀人才能消除这种痛苦。凶手是个疯子，是个病人，在大街上精神萎靡，瞌睡连连，只要他看到小孩出现就会重振精神，眼睛里发出兴奋的光芒，伴随而来的便是那欢快的口哨声。凶手并不是忏悔，而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恐惧。那些审判者说，他犯了谋杀罪，连自己都判决了自己的死刑，那结局就只有一条：杀了他。而辩护人发言了，他说，被告在不可抗拒的冲动下犯了罪，所以不该被判处死刑，没有人会因为忍不住的事情而受惩罚，没有人能够把一个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杀死，“这个国家不行，你们当然也不行”而对于凶手，应该把他送进医院，而不是监狱或者绞刑架。

凶手变成了病人，惩罚变成了医治，这是不是代表着法律？而在这个私设的法庭上，审判者都曾经是法律的受害者，而当面对同为杀人罪犯的时候，他们却代表了另一种正义，黑帮老大说，如果当成病人被医治，然后又被释放，然后又去杀小孩，然后又被抓，如此循环，没完没了，那么凶手就永远不会受到制裁和惩罚。而不管是黑帮的审判，还是所谓的辩护人，他们不休止的争论中，没有警察，就像搜捕凶手的那个过程一样，警察所代表的法律是缺失的，甚至是走向另一条路，而当最后警察赶到老肯兹和立维酒厂里的审判现场时，那些站在法律对面，声称警察是笨蛋的审判者举起了手，“以法律之名”，一双手伸向了那个颤抖着的凶手，法律回归，而凶手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庇护。

谁是凶手，似乎并没有悬念，而悬念似乎只在警察那边，在没完没了的搜查取证中，那些无辜的人倒成了嫌犯，警察让社会陷入了新的恐惧，这种恐惧和凶手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对于凶手来说，是完全充满了游戏意义，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是个疯子，他消除自我恐惧的唯一办法便是口哨，以及与欢快的口哨声一起的孩子、糖果、气球，这是他消除自我痛苦的唯一办法。这是对法律的挑衅，还是对自我的拯救？而警察为代表的法律却永远在现场之外，在凶手之外，甚至在恐惧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现真正的凶手是一个看不见的盲老人，在凶手肩上印上大写M的是一个小贩，他们和警察无关，和法律无关。而那些黑道里的人，更在法律之外，或者说，他们对凶手的审判完全是抛弃所谓的法律，在自足的老肯兹和立维酒厂里完成了审判。

但是法律还在那里，警察还在那里，面对警察他们还是举起了投降的手，“以法律的名义”又将凶手带向一个未知的世界。而最后真正法庭的审判只有短短40秒，三个哭泣的母亲坐着，她们说：“以人民之名，这不会把受害者带回来，我们要多点关心自己的小孩，你也要。”以人民之名去关心孩子，这是不是对于“以法律之名”的又一次解构？电影结束，她们的声音留在那里，从此人人自危，还是对司法无力的谴责？

大写的M并没有从凶手的衣服上擦去，这是一个符号，从小贩的手掌上印上去，像一面镜子刻在那个时时露出惊恐表情的凶手身上，街上所有人都处在对凶手杀人的恐惧中，那么凶手的恐惧又在哪里？“以法律之名”和“以人民之名”是两种恐惧，似乎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摆脱不了的痛苦，杀人只不过是他消除社会恐惧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手段的悖论在于，他将制造更多的恐惧。口哨声本来是欢快的，但是那是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皮尔金特》是格里格为易卜生的同名诗剧写的配乐，就讲了一个病态地沉溺于幻想的角色，最终成为牺牲品。

大写的M刻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这部影片名气太响，可在最后5分钟到来之前，还真是没觉得特别。人物赋予夸张的戏剧性表情，说是惊悚片着力点却不在凶杀，更多描述黑白两道对罪犯的抓捕，就像一场闹剧。这是我看的德国表现主义大师弗里茨·朗的首部影片，“表现主义”可是很厉害的，很前卫，它创立的电影风格已经成为现代电影艺术的常用手法。茂瑙就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位，我觉得他在默片时期已经做完了所有关于电影表现手法的尝试。
 
说《M就是凶手》十分伟大，因为它是影史上第一部讲述连环变态杀手的电影，弗里茨·朗的第一部有声片。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也就诞生在1927年吧，1931年出品的《M》对声效的运用已经十分了得，尤其是凶手哼着格里格的《皮尔金特》诱杀女孩，《皮尔金特》是格里格为易卜生的同名诗剧写的配乐，就讲了一个病态地沉溺于幻想的角色，最终成为牺牲品。
 
这在当时一定非常里程碑，不过，时间流逝，“第一”会慢慢变成符号，一道考题，一则引用短语，从极具意义到意义的尸体，在最后5分钟到来之前，你仿佛在看一个被后来者抚摸、仿效和取用了多次的纪念品，直到最后5分钟，令我惊叹的5分钟，宣告它永远屹立于伟大作品之林，并且永不褪色。

“初衷”是个挺机灵的小子，常常发觉我们的理解和艺术家的创作初衷不是一回事，不知道是他们故意在戏弄我们，还是我们成全了他们，作品被包装成蕴含无穷深意，访问弗里茨·朗关于《M》的创作想法，他说：“这部电影的要义不在于惩罚罪犯，而是警告母亲们：你们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对于这个说法，会令评论家大跌眼镜吗？我也想不通这样的创作意图，但按照一般评论的说法，这部影片“黑社会组织严明、私设公堂的做法，更是直指了1931年篡权前的纳粹，放在今天来看，依然具有相当震撼的警世意义”我也觉得太过严重了。
 
凶手M表现为精神异常，连续作案，杀了八九个女孩子。警方展开地毯式搜捕还是一无所获，在此期间，黑帮老大的娱乐场所屡次受到排查，生意不振，黑帮老大要出击，利用丐帮人肉搜索，先于警察擒获M。最后5分钟开始了，黑社会组织模拟法庭，法官、审判长、听审听众一应俱全，还为M配了辩护律师，开始双方驳辩：
 
M说：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只要一看到小女孩，他的内心就由恶魔驱使，引导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在那时，他忘记了一切。有两个他在斗争，一个说“你要做”，一个说“你不能”，内心时时备受煎熬；而要裁决他的黑社会都是心智正常的普通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却也做着杀人放火的勾当危害社会，到底是谁应该受到制裁呢？
 
还以为是摆设的辩护律师却异常认真、坚持，他极力为 M 辩护：“因为我的被告在不可抗拒的冲动下犯了罪，所以不该被判处死刑……没有人会因为忍不住的事情而受惩罚……没有人能够把一个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杀死，这个国家不行，你们当然也不行……应该把他送进医院，而不是监狱或者绞刑架”。
 
审判长（黑帮老大）说：出院后又开始杀人呢？应该判他死刑……
此刻，围坐着的听众沸腾起来，攻向M，想即刻处死他。
此刻，警察赶到，“救”了M，影片在此高潮落幕，一位母亲呆看镜头“ 这样救不回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很小心地照看自己的孩子。”（我不太清楚自己看的是哪个版本，据说修复版是加长了法庭戏，是有一场真正法官进行的审判？）
 
突然之间，一个难题甩到观众面前。《M》的意义出现了。


拼音文字容易凑出点名堂来，譬如钻石的检验就会说用4C标准（Carat、Clarity、Colour、Cut），管理服务要追求5S（safety、standardization……），片名叫V叫M叫Z都可以看作有寓意。
 
凶手的名字与M无关，之所以说“M就是凶手”，是某人急中生智怕凶手给跟溜了，乘其不备涂在凶手衣服背后的记号，在那个场景中，M就是 murder，但到了（模拟）法庭上，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受法律保护，他将接受治疗而不是处决，大众无法面对法律对他们道德观念的不合作，此时的M就是 moral，法律只在为我所用、为我出头时才受我尊敬，否则就让道德来处死他吧，这才体现公平和公正，镜头扫去，黑社会和受害者家属和一般民众，已经模糊不清。
 
此时再来看导演颇为奇怪的创作意图“我们应该很小心地照看自己的孩子”（这行字也正是电影放到这时出现的）就会觉得是对社会失控无可挽救（没有小心照看、放任社会走向危险极端）、个体意志与集体利益相处尴尬（个体发疯威胁到群体生命，群体疯狂折磨个体生命）、法律无能道德恐怖（法律只能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公正，道德能用来杀人）的无奈讽刺了。
 
据说《M就是凶手》是原片名，制片人获悉希特勒在大选中可能获胜，担心该片被禁，改为《M》，可见，这个M原是不简单；而一部亘古长青的影片必是紧扣人类永恒难解的命题，看电影的同时看自己的。

http://axinlove.com/2010/04/m/

《M[凶手M]》表现主义
by @xinl.ve 100406

杰作，推荐一看，但不能理解为什么能位列Top 250: #56。

在艺术的表现力和电影理应具有的戏剧性与趣味性来看，《M[凶手M]》臻至极致。数十年后，Guy Ritchie的极具风格化的摄影、叙事等技法，本片导演Fritz Lang[弗里茨·朗]和拍摄《Sunrise：A Song Of Two Humans[日出：二人之歌]》的茂瑙早已为之，特别是Fritz Lang拍摄的本片，“没有”过分玄乎的宏大主题，《M》单凭表现主义的风格登上了荣誉之巅。

借一段文字：
表现主义电影折射了当时的德国，同时也超越了当时的德国。他们思考的驱动力来自于战败后德国破败的现实，工业社会的冷漠资本膨胀对人的异化塑造了他们思考的姿态——面向共同的人类精神世界发问。在表现暴力、谋杀和死亡的主题时，表现主义电影导演们无不倾向于在影片中制造出一种迷幻、扭曲和阴冷的世界。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心怀恐惧是全人类的共性，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逃亡出去寻找精神的安慰之地也是全人类的愿望。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对现实不满，带有自由意志论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反叛助长了表现主义的发展。参加表现主义运动的人，在政治信仰和哲学观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因此，表现主义运动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统一协调的运动，也很少有始终如一的“纯粹”的表现主义者。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即不满社会现状，要求改革，要求“革命”。

按照上一段文字，《M》已经隐喻着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而陷入萧条的德国社会有迎来纳粹极权的可能，加上《Das weiße Band[白丝带]》的推波助澜，《M》的题旨好像真是如此。按照部分电影介绍的说法，柏林的警察历经数月抓不住诱拐小孩子并杀害之的罪犯，无奈的普通人（电影中实际是黑帮组织乞丐、小偷和混混等违法之徒，真实世界里少数演员还有被逮进去的情况发生）只好自己组织起来行使正义，“In the name of the law/people”。政府无能，老百姓有力，革命来改朝换代是可以的，《M》因此暗示了德国纳粹的登台。并且导演Fritz Lang为了警示这种危险，在最后结局时，让某个悲伤的母亲说，“看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既怕被拐走（被杀），也是怕被诱骗（成为纳粹）。

过分的解读莫过于此，多少人真看出了晦涩的《Das weiße Band》背后幼年纳粹的成长，抱着自己创造的幻觉可能误读了《M》。

忽视警察为抓捕变态凶手M付出的努力，并把抓获罪犯的功劳归功于黑帮代表的普通人，从而强化“人民行使正义”的电影主题，一厢情愿地厉害。黑帮分子要找出凶手的动机是因为警察的扫荡和宵禁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并不是真要为民伸张正义。独立于黑帮分子找寻线索的警察并非想象中无能，在嫌犯的住处搜寻到香烟、铅笔屑，并在其家中设伏等待其回家后抓住之。在黑帮分子抢先一步带走凶手后，两个警察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地唬骗被落在办公室的倒霉蛋，从而获悉“普通人”一伙审判罪犯的场所。等等诸如此类，描写政府、警察一方的情节，说明他们的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并非电影的反面人物或者参照物。

召集法庭并为嫌犯指定辩护律师的最后一场是电影的高潮。“民意汹汹”的“小偷小摸们”在地下世界一本正经地采用了世俗里的法官、辩护、控方和评审团的形式，要以师出有名的方式判处宣告嫌犯有罪。如此的安排，的确会让人误以为导演站在了人民的一边，然而联想表现主义电影中黑色、夸张、荒诞和颠覆性。正常的“形式”与风格化的电影格格不入，黑帮审判凶人的场景才是异常里的正常。

截两张图，顺便参考表现主义的特点：





1.影像：表现主义的导演注重具有象征意味的造型，倾向认为电影的影像应该成为平面艺术。在构图和布景上下足了功夫。往往在一个构图中用相似的形状并列而形成相当具有表现力的镜头。表现主义电影经常摒弃常规的影像形态，采用倾斜、颠倒的影像，采用常规电影很少使用的特殊拍摄角度，画面的明暗反差一般会很大。表现主义电影常用人物特写和富有象征意义的空镜头，使用特写可以看作是在“放大”表演，增强戏剧性；而对环境的渲染可以看作是对人物行为和灵魂的“解释”，力图揭示人物行为背后的社会诱因。此外，主观镜头也是表现主义常用的手法，表现主义艺术家轻视局限于客观的写实，强调表现“主观的现实”。

2.表演：表现主义的表演一般比较夸张，基本放弃了写实主义的表演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展示迅速的变动、舞蹈般的动作、变形或扭曲的表情。

3.题材和类型：在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品中，题材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恐怖、灾难、犯罪题材是最常见的，表现主义电影艺术家们往往从被扭曲的、阴暗的世界中去寻找素材，在那似乎与现实隔绝的、封闭的世界中，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残暴、恐怖、狂乱的精神状态。内容荒诞离奇，有时结构散乱，情节变化突兀，故事人物类型化，往往鬼魂与活人同时出现（《吸血鬼》等），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表现主义电影导演们关注畸形社会中的心理非常态，关注那些焦虑与紧张的情绪，力图透视那些狂乱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和原因，用主观化的影像风格来反证社会事实，作品因此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56的排位，有了些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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