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菱艳

随着歌舞片尤其是戏曲片的衰弱，使得怎样在影像中表现舞台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个问题一度对以舞台化场景为基础的戏曲片与歌舞片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戏曲片已经绝迹，歌舞片则更倾向于生活化场景，舞台与镜头，似乎从来没有离得像今天这样远过。

电影在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之后渐渐远离舞台（戏剧）的历史，同时也是其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自身理论的历史。在各国的电影新浪潮的词典里，戏曲片似乎与“电影性”或者“影像纯粹性”之类的词毫不搭界，甚至由此连累到歌舞片。在拥有丰富戏曲资源的中国与意大利，早期都把歌剧与民间戏曲搬上荧幕，但也无一例外的，到了当代，它们的这一片种都消亡了。另一个戏剧大国印度似乎有所例外，但是宝莱坞的歌舞片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性的艺术声誉。

这种关于戏剧与电影的由一种偏见滑向另一种更深的偏见的现象，虽然早已经被清算过，但是这种清算的声音并没有通过历史的沉淀流传下来。所谓的另一种更深的偏见，就是第一种偏见（即电影和戏剧至少有某种艺术本质上的联系）的矫枉过正。

在今天，我们不能摆一架摄像机在舞台前，一秒不落地拍下整个表演过程，然后宣称一部电影完成了。电影的发展已经把这种方法称为落后（尽管这么做是否真的“落后”还有待探讨），被打上“技术落后”与“观念落后”标签的电影，受到媒体影响的观众，是不会买账的。舞台戏曲片与“落后”在观众脑中所形成的强大的联系，使得电影兴高采烈地扔下舞台这个包袱。而从此以后，创造性地表现舞台的镜头语言，也在一片“政治不正确”的声音中越发少见了。

电影由于早期对舞台的依赖，使得它成熟以后，对舞台完全的不宽容。电影乐于体现镜头的“画面性”、“音乐性”、“文学性”、“时间性”、“运动性”，但电影从来不乐意被称赞为具有“舞台性”，对它来说，这勾起了它早年的屈辱史，这种幼年时代的记忆，现在已经完全影响了电影在舞台方面的开拓。

这便是《红绫艳》中16分钟镜头与舞台完美融合的桥段的价值所在。既然电影甚至可以是除了一片蓝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是机位毫无变化的一场舞台表演？更不用说，电影有如此之大的开放性，以至于它能摄入一段舞台表演，也更能创造性地使用镜头以发挥其“舞台性”。就像它与音乐的关系，它可以录下一段音乐，配上一个画面；它也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音乐，而使自己的镜头行云流水节奏得当，具有某种深得音乐精髓的“音乐性”。这才是电影与其它艺术的真正关系，浅薄的电影“综合艺术论”者，恐怕只是认为加上配乐，加上台词，加上各种东西，就“综合”了。

创造性地使用镜头以表现“某某性”，比直接拍下某某或录下某某在艺术上更高明，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后者更“落后”，相反，后者完全具有自身不可撼动的艺术合法性（这是由影像的表象现实性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前者更能发掘镜头的潜在可能性。而《红绫艳》的发掘，在镜头关于影像“舞台性”的可能性上，创造了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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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SHOES。红菱艳。为着一个艳字,心有戚戚焉。
圣经中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翻阅英文,爱不是LOVE,而是CHARITY。神爱世人。而我还是向往着汉译中的“爱”。

很小的时候读过童话红舞鞋。童话中的女孩穿着红鞋进入教堂,玷污了信仰。红鞋是虚荣的魔鬼。如不忏悔,死有余辜吗?“我”不是上帝,可是“我们”连在一起就是上帝。如同扎米亚金的“一克”与“一吨”。无需天秤,一克抵不过一吨。 红菱艳中的维姬,她的舞鞋被什么染红？

她舞,生生不息。莱蒙托夫说芭蕾是一种信仰,她说为何而舞就像为何而活。而她爱朱利安,岂不是也如同她爱舞蹈一样。永不止息。只是他不懂,她又何尝不是呢? 如果没有爱,故事就不会上演。没有舞蹈,没有爱情,没有别离。可是。“他们年轻,他们相爱。”
莱蒙托夫在幕布前说将继续演出红舞鞋,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她的愿望。 维姬虚弱地说,脱下我的红舞鞋。
布景般的人群,一束灯光苍白地飘过。

维姬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尼津斯基。自称神的小丑的舞蹈天才。三十年的癫狂，他与世界背道而驰。心理学上不乏“天才”与“疯子”之间关系的研究。躁狂抑郁多才俊。然而维姬不是疯子，甚至也不算天才，但是为什么我会想起了尼津斯基呢？
或许，深爱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

王菲的流浪的红舞鞋，轻扬流转，弃世登仙。
“我愿意翘盼，安然的醉酒微酣。”

何其羞怯,何其骄傲,何其纯粹,何其深刻,何其热烈,何其凛冽。过完了,曾几何时。
斯人独憔悴。

/Yomi

“你怎么理解芭蕾舞？你把它当作运动、诗，而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信仰。” 莱蒙托夫对那妇人扬起他高傲的头，起身离去。《红菱艳》（THE RED SHOES），一部1948年的老片子。源自安徒生的童话《红鞋》，永不停歇的红舞鞋是上帝对虚荣与渎神者的惩罚。

“你为什么跳芭蕾？”莱蒙托夫问维多利亚。

“你为什么活着？”维多利亚的反问使她进入了莱蒙托夫剧团。

艺术家应该舍弃爱情，以艺术为信仰。这是莱蒙托夫的观点，他对维多利亚寄予了同样的期望。然而作曲家朱利安的出现粉碎了他的事业，也一并葬送了脆弱的维多利亚。朱利安确实很有才华，但在艺术中他只是个渎神者。他对事业毫不尊重，他扔下了正在等待演出的观众，他在指挥的过程中向情人抛飞吻，而当时维多利亚所跳，却正是天鹅湖第二幕结尾天鹅与王子的伤感离别。他的不认真恰恰亵渎了莱蒙托夫奉为生命的芭蕾艺术。

而对维多利亚也是同样，她为芭蕾而生，没有了芭蕾她一无是处。芭蕾是她的生命，但在无法割舍爱情的情况下，维多利亚的选择就会和所有的女人一样，舍弃芭蕾，舍弃生命。

曾经有朋友问我，如果有一位恋人在身边，我还会不会去英国读书。我说会，她说我不是女人。选择爱情，舍弃梦想，或者说，从此爱情成为女人唯一的信仰。离开剧团的维多利亚，中夜醒来，偷偷找出藏在柜底的芭蕾舞鞋捧在掌心。永远不能再跳《红舞鞋》——女人选择爱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如果她所爱的人不是那么偏执狭隘，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也许维多利亚很快就会进入另一个剧团，也许她仍然可以升到主角的位置——就像芭蕾史上那个神话般的人物尼金斯基，他的闪电婚礼曾让佳吉列夫一气之下将之从剧团除名。

可是维多利亚毕竟没有尼金斯基那时如日中天的声名（尼金斯基当即自组芭蕾舞团，并与伦敦皇家剧院签下了周薪一千英镑的巨额合同），再善良的猜测也挽救不了事实的绝烈，朱利安无比残忍的对恋人说：“芭蕾和我，你选哪一个。”

这个随便就把整个剧院观众抛下的渎神者，他当然不会理解维多利亚对芭蕾有如生命的炽热感情，维多利亚奔出剧场的一刻，在失去芭蕾的同时失去了生命。呼啸的火车撞飞她的身体，脚上的红舞鞋被鲜血滴染得更加殷红。

“帮我脱下红舞鞋，”维多利亚对朱利安的遗言。童话里刽子手斩下了小女孩的脚，小女孩不再跳舞了。朱利安就是那个刽子手。

艺术与生活似乎从未好好结合过，1998年的《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再次颠覆了我们的梦想。影片讲述了英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的一生，剧本根据杜普蕾姐弟的回忆录改编。

电影是很好的电影，但据说与事实严重脱节。EMI唱片公司更是认为该片有损提琴家形象，所以拒绝为影片提供任何杜普蕾的演奏录音。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部同年拍摄的法国影片，《阿特米西亚》（ATERMISIA），同样的艺术神童，十七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女性画家。那部电影把一桩丑陋的强奸案转为浪漫的爱情剧，而19岁女画家当时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却被淡化至无形。

“虚构的世界总是令人陶醉的，它的浅薄时刻就是观众陶醉的时刻。”一篇评论的结尾，语出惊人，但想想莫不如是。

另一部同样根据真人历史改编的影片《法瑞内利》（FARINELLI IL CASTRATO），可信度更加低。它讲述的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Carlo Broschi，他的成长，成名，以及亲情与爱情。法瑞内利的扮演者是意大利的Stefano Dionisi，一个如此美丽的名字，一个如此美丽的男人。手上有法瑞内利的铜版画肖像，所谓androgynous美貌最多不过“珠圆玉润”而已，笑，哪里及得上Stefano自然纯美的一分。

在巴洛克时期，因为罗马教庭禁止女性在教堂唱圣诗，在变声期之前接受手术的男童，成年后也能保持纯净高亢的音质，据说有连女高音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时具有男性的浑厚感和持续力。那时候他们绝对是歌唱界最耀眼的明星，正歌剧的男主角几乎都使用castrato（阉伶）来充当，而男高音往往只是反面人物，男低音不是老朽就是奴仆。那时的著名作曲家几乎都为castrato写过曲子，而那些难度极高的曲谱，如果不经过改动，现代最优秀的女高音也无法演唱。

法瑞内利就是那个年代最最伟大的歌唱家。比起乐坛对杜普蕾的评价“上帝让她降临人间，就是为了让她拉大提琴”，法瑞内利得到的是王公贵族的专宠与整个欧洲听众们忘我的狂呼：
“天上有一个上帝，地上有一个法瑞内利！”

根据那个时候的记录，法瑞内利的嗓子可以涵括三个半八度，在一次呼吸中变换250种音调，持续超过一分钟之久。在那个年代的欧洲，他唱的歌曲难度极高，除他外根本无人问及。据说他惊人的唱技时常使乐队忘记演奏，女性观众则成批成批的晕倒。

想起了《海上钢琴师》（THE LEGEND OF 1900），1900与JAZZ大师Jelly较量的最后一场，他疯狂的弹奏使在场所有观众瞬间凝固。起身，Tim Roth优雅的拈起烟卷在炽热的钢琴弦上触燃，插到已经完全呆住的Jelly口中：“给你抽，我不抽烟。”

那精彩的一幕印象无比深刻，但那只是传奇，是小说，而法瑞内利却真有其事。他1705年出生在那不勒斯的安德利亚（Andrea），本名为Carlo Broschi，在跟波波拉（Porpora）学习过程中，他被Farina兄弟收养，为了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根据当时的习俗，他起了艺名“Farinelli”。

他15岁首次登台，之后声名大噪，32岁时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五世编入宫廷，直到1759年费迪南六世去世，他才回到意大利的故乡。他在博洛尼亚定居，潜心于音乐之中，只接见如莫扎特，格鲁克等杰出作曲家的来访。1782年他去世，遗产留给了他的侄子和照顾他的仆人。按他的遗愿，法瑞内利被安葬在博洛尼亚的山腰，之后墓园被拿破仑的军队踏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就是这些了，简简单单，记录中留下的只是他的慷慨大度，在西班牙宫廷任职期间，他竭尽所能频繁帮助西班牙人民，举办音乐会捐助孤儿院。对他的哥哥利卡度（Riccardo），只是提到他曾为弟弟作曲，没有影片中的哀哀怨怨牵扯不休，更没有那些吸引眼球的畸形爱恋。真相总是如此平实而简单，是虚构的电影给了我们太多的想象，太多的疑问，也有太多“浅薄的陶醉”。

导演和编剧们总是喜欢挖掘历史背后人物的内心，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捏造一份惊世骇俗的爱恋或者理想，用以挑逗荧幕之下观众们旺盛的猎奇欲与虚伪的道德心。亚历山德拉是否真有其人已无法可考，然而傅聪先生愤怒的说，杜普蕾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我们听到那著名的艾尔加协奏曲并不是最完美的1968年版本，而现实中的交响乐大师Daniel Barenboim甚至也并非影片中的情浓义深。

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初吧，讨论信仰与梦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王尔德主张艺术应该游离人生，艺术先于生活。然而就在成就到达颠峰之时，他的阿多尼斯为他敲开了雷丁监狱的大门。

要么选择艺术，要么选择生活，这似乎是每个艺术家的人生必经之路。如果没有castrato的存在，亨德尔时期的音乐绝不会那么绚烂多彩，法瑞内利更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歌唱家，名不见经传。如果杰基真如姐姐希拉里一般隐忍，甘于平淡，如果她也选择了爱情与家庭作为信仰，那么《艾尔加协奏曲》就不会再与她有任何关连。

“你要为它付出你的一生，”年轻的杜普蕾从赞助者手中接下了那把著名的David Dorf大提琴。

她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神童，她的大提琴演奏激情荡漾充满个性。然而美丽往往短暂，如怒放后的烟花，杜普蕾28岁患上绝症，她真正的舞台生涯只有十年。选择了十年的辉煌而放弃家庭的温暖，巴伦勃依姆回忆说，杜普蕾不抱怨病情，她对恢复演出充满了希望。

如此，很难再与影片中那个濒临崩溃的任性小女孩联系到一起，如果她真的那么憎恨大提琴，她如何还能演奏出如此慷慨激昂的乐章？同样很难相信由Stefano扮演的法瑞内里，他深为同代人所赞扬的谦虚品性与人格魅力在影片中根本毫无反映。

总喜欢学HILARY AND JACKIE，而称呼《法瑞内里》为RICCARDO AND CARLO。两部同样根据“真实人物”而改编的影片，前者写姐妹，后者写兄弟，而他们又都与音乐有关。片中主角所效忠的艺术信仰，正在后人所编攒的亲情与欲望的旋涡里纠缠不休。

杜普蕾28岁因病被迫息琴，死时年仅42岁；法瑞内利32岁从公开演出的舞台上退隐，每晚只为怪癖国王唱歌解忧，浪费了长达十年的宝贵光阴。

还有19岁的尼金斯基，1909年的俄罗斯演出季上，他的舞姿在一夜之间征服了巴黎城。然而这个才华横溢的芭蕾天才只在舞台上跳了九年。30岁时尼金斯基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被监禁在疗养院，直至1950年去世。

1948年影片《红菱艳》的最后，莱蒙托夫在没有女主角的情况下上演了《红舞鞋》。1931年1月巴甫洛娃去世，英国皇家剧团终止了现场演出，乐队奏起圣·桑的《天鹅之死》，一束追光在舞台上缓缓移动。


(13/02/2003)

剧中十六分钟的the red shoes芭蕾舞，叫我看得目不转睛，惊叹其舞台布景的宏伟及其精美。其剪辑手法和特技，既匪夷所思又行云流水，该片的灯光师、美工师很是了得。

穿上红舞鞋，生活将微不足道
2016-05-23 奔波儿灞 王大叫我来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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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深处，生活是外行，艺术是内行。

1948年英国老电影《红菱艳》所讲述的故事取自安徒生童话，与《皇帝的新装》讽刺政客相比，这个红舞鞋的故事反思了艺术家以及相关联之物——生活、爱情和信仰的关系。穿上红舞鞋，就会一直不停的舞蹈至死，这是小丑的诅咒，这也是舞者的执拗，这更是现实的残酷！这是怎样可怕的关系啊？水火不容却自始至终纠结缠绕一体三面的关系！

写此评论之前，不得不提到英国19世纪争议文豪王尔德“艺术先于生活”的论断，本片思想内核简约清晰，大约汲于此人。王尔德坚信艺术的独立生命和自身价值，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主张艺术不受道德约束，艺术家应是绝对自由和傲世独立的。他说：“艺术家是美的作品的创造者⋯⋯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一激进论断既成就了他，也把他送进了监狱。按此说法，美等于高尚，姿势优雅即为有情操。至于别的，都是瞎扯。王尔德早于此片出生167年。



对本片男主莱蒙托夫而言，艺术即信仰。首先，他是一个坚定的单身狗，视婚姻为一坨翔，别说婚姻了，就是一段恋爱，对他来说也是不可饶恕的对艺术的背叛！他要的是全身心无条件的对艺术的敬献，在艺术面前，其它都必须滚得远远的。他是艺术的守望者，筛选者和创造者，并带领他的剧团完成了《红舞鞋》的创作，作为团长，他十分善于发现种子和天才，并能栽培浇溉使之结出硕果。从这个角度，他无疑是成功的，是杰出的。而另一方面，他也是绝对冷酷的，在他面前，权势和金钱如粪土，达到了王尔德所说“独立傲世”的标准，他对艺术赞助者“伯爵夫人”不屑一顾，并当众给她难堪，从而换来一个“迷人的魔鬼！”称号。他对生活和爱情也同样嗤之以鼻，以至于团里的女演员有恋爱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时，从来得不到他的祝福，他就是这样“真没心肝”。而当他精心培育的“艺术珍宝”佩吉和音乐家陷入恋爱而在舞台上眉来眼去时，他认为这是对艺术的亵渎！这是他忍受不了的，与其说是忍受不了佩吉结婚的事实，不如说是忍受不了他的造物背叛了艺术，这是巨大的打击与挫败，于是影片出现了男主用拳头打碎镜中自我形象的镜头。

另一端，说说女主佩吉，她第一次真正走进莱蒙托夫的世界，那个画面是任何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所不可抵御的，一辆汽车在她没有准备的前提下载她来到郊外的大宅。



穿过曲折的滨海公路



穿过险峻的山谷



来到依山傍海的别墅前



跨过阴森深沉的铁门



看到荒烟蔓草的世界



一步步向上，顶端的入口即是诱惑



是的，她得到了红舞鞋！她得到了主演新舞剧的机会！她将成为世界闻名的大舞蹈家！look!她的眼神有多惊喜，相信这是所有从事芭蕾艺术的人梦寐以求的，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反观来路，大概率这是一条并不平坦的荒烟荆棘之路。

然后，剧情急转直下，当她的事业正在如日中天之时，她走向了家庭——她和音乐家恋爱了。这当然令莱蒙托夫勃然大怒，不过，值得莱蒙托夫一赌的是，她走进了婚姻，但却未能找到归宿，度过对婚姻的激情时日之后，音乐家半夜起身去作曲，而她悄悄地从抽屉深处找出了她的红舞鞋。

这注定是要奔溃的节奏，她重新来到莱蒙托夫身边，莱蒙托夫问她：“你幸福吗？”答：“是的，很幸福！” 又问：“作为舞蹈家你幸福吗？”佩吉便不说话了。

在把佩吉逼上绝路的对决中，音乐家其实最扯，他指责佩吉虽然爱他，但更爱红舞鞋，要求佩吉必须二择其一，佩吉只想再跳一次而已。而莱蒙托夫的抱怨则更是刀刀见血：“在伟大的艺术面前，生活微不足道！”“走吧走吧，跟他走吧！去做一个贤妻良母，奶着些哭哭啼啼的孩子，永远别再跳舞了！”



可怜的佩吉表情前后判若两人



人生的幸福还是人间的盛名？这真麻烦！会出人命的哟！完全懵圈的佩吉，在火车即将驶过时，从她第一次和音乐家讨论红舞鞋剧目的露台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这残酷的生命拷问。



本片最后上演了没有女主角的红舞鞋，是的，本片就是这样神造的戏中戏！首演时点起的蜡烛也已燃尽将息。此中意味甚可通感中国诗人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使干”之同体大悲，艺术赋予生命尊严与荣耀，同时吞噬她的全部。

另据坊间传闻，中国现代革命样板戏的缔造者之一江青，对本片情有独衷，曾不止一次观看本片，剧中男主拳碎镜中人的镜头，尤获其多次观摩揣度。男主演技精湛别具一格，在肢体语言的表达方面堪称妙品，但愿是巧合，仔细留意的话，早前东北小品演员赵本山在肢体表达上有明显参照过男主的痕迹，只是在内容上大相径庭罢了。有人也将本片称为艺术家的挽歌。此片上映的次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国，革命样板戏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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