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期

2014年2月20日，今天，我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第一次听到路学长导演的名字，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看完后去找寻导演的信息，结果发现导演正好卒于今天，大约命运正是巧合。今天。

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今天。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掌握的、享受的、失去的，就是这个人的全部生命，而这每一个的今天，无非就是用身份或者契约维系的，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契约，造就了每一个人的命运。电影中，莉莉准备独自离开那个美丽、原始和落后的福建村庄的时候，她提拉着手提箱，与周围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同样格格不入的还有跟在她身后的疯女人，她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疯女人的穷追不舍——“你回去，回去啊，你别老跟着我，你回去啊，你别跟着我，我都不知道到哪，我怎么带着你啊，你干嘛要疯，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是永远没有脸面的吗？”莉莉用一枚红艳的口红，像是对疯女人的靠近，其实是拒绝，莉莉听说疯女人的故事之后，并没有很多情绪，她还试图用那枚口红缓和她和命运的关系，但命运就是那个疯女人，她一直紧追不舍，除非你摆脱了今天，否则她会一直在你身后跟着你，你不知道她想跟你到哪里去。

社会分层无疑是社会学的重要问题，身处社会基数庞大的底层阶层，加上有限对外接触的闭塞小环境，构成了当今中国至今仍然火热的城市化潮流和人员流动，但在这种流动中，社会阶层的流动却是以一种有限的、低效率、缺乏朴素正义的方式进行的，许多处于偏远山区的孩子，在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尚且不够的孩子，他们在城乡二元的痛苦中努力靠近大城市，他们觉得遥不可及，诚然辛勤劳动是美德，但为了让获得和变化变得容易一点——很多时候甚至是人道一点，在血汗工厂密布的中国大城市，毫无疑问，底层女孩们去“做小姐”成了“体面”甚至是富有潜力的工作。

电影的故事大抵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看仍然充满着时代感，东莞的扫黄活动正引起全国的轰动，这并非是个例，只是电影早在几乎十年前就在全国发展最前列的北京发现并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北京开始，到北京结束，中间夹着的，是一段长长的租妻回家的一个小村庄，村庄古朴盎然，同时也充斥着过去时代的文化和愚昧。或许我借用契约和身份描述这种关系也有恰当性，郭家驹的老家是中国农村风貌的一个微缩和典型揭示，那里的人是沿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文明传承下的“契约”生存的，家族和村庄内部的乡俗规约和法理尺度维系着它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信念，郭家驹正是“从契约到身份”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而在北京，导演正试图让莉莉这个身处古老契约北京的“小姐”在自己追求“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中，同时要求社会完成“从身份到契约（新的契约，这里的契约是自由契约，不同于古老的宗族契约）”的转变，导演让这种转变在电影结尾的郭家驹身上完成了一个开始。郭家驹是这种转变的起点——他说：“她帮过我……她人挺好的……她们活得也不容易”。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变化——从契约到身份，再从身份到新的契约，在中国这里，人们急切地，中国也不得不加快速度地在异乎寻常的短时间内实现，甚至他们的时间顺序都要很大程度上被重合或者被空间二元所挤压和分担。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时代的车轮把中国带向了一辆疯狂向前的火车。但是一切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改变的事物都在迫切地要求时代交出答案，东莞的扫黄运动在央视的报道下又掀起了一波全国性的讨论，人们纷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解释，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种。

其一是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怜悯——极低的社会地位，被迫的选择，缺乏健康的保障，以及社会的歧视。持这一观点的人大都认为社会忽略了或者没有勇气对支撑着性交易市场的需求者们的谴责，而将所有的责任与脏水泼到了那些为求生计的“小姐”身上，电影中其实也体现了这一点，莉莉说：“添砖加瓦的应该是你们，要是没你们，我们这些做小姐的上哪儿挣钱去啊。”正是这一点，后来莉莉说：“有什么啊，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些怂人我见多了”，说的其实是同一种人，就是那些莉莉挂在嘴边的“老板”们。这是莉莉的自我认识的完成。影片也同样借助郭家驹的话“你们在歌厅、卡拉OK的那点快乐还不是她们给的？”的反驳完成了郭家驹对于“小姐”这个群体的新认识。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社会应当重新认识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也应当重新认识自己。

其二则是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反对——败坏社会善良风俗、从事着自我的绝望和自我毁灭，他们同时认为并非性工作者都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部分性工作者四肢健全，她们大部分都没有被逼迫到不得不从事性工作来谋生的地步，她们往往是一些谄媚嫉妒，妄图通过捷径到达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投机分子”，她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影片中这一点也可以体现——莉莉说她干几年凑足了前就回家乡开一家店。

从事性工作在当今中国真的意味着一种自我精神的毁灭——社会的鄙夷、永远的烙印、飘忽的命运、微芥的尊业构成了性工作者的人生，她们被忽而即来的“刺激”和捉摸不定却仿似定论的阴暗可怕的命运纠缠。电影终究是属于艺术而非生活的，尽管它总尽力描绘生活，但它戛然而止。影片用《租期》这个富有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词语（英文篇名直译为合同，更加彰显了这层意味）描绘了一个现代古老村落的命运交汇的故事，借助人物交集的纽带，两个主人公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演绎了一段现代和古典的交融剧，他们相互感染，并且相互升华。电影总是可以把故事讲得模棱两可——那个挺着肚子的莉莉，从正常的电影节奏看，是一个无声的美好的结局。可是从现实看，谁又能说它不是一个新的悲剧呢？

真实的事态是复杂的，正如上面关于东莞扫黄的讨论——决定一件事情的往往有多个面，每个面都不能占据绝对的主流。关注莉莉的个例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感性的色彩，却未必能对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更多意义，当然艺术自有它本来的意义。但是我的脑海里仍然回荡着那句似乎象征着现代社会的话：“人人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一直在想这种权利究竟是什么——世俗的幸福就是摆脱旧有的阶层达到更高的阶层，这代表着社会财富和地位的提升，但这并非易事，财富和地位未必是同向增长，获得它们中的任意一项也都并非易事。而权利，我们知道，也不能摆脱义务而存在，当我们实现权利的过程中损害了过多的社会利益，我们的权利也将受到限制。为了达到平衡，电影让莉莉在乡土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办法让现实中无数的“小姐”们，通过一纸真正代表现代社会的“合同”而不是她们所以为的大城市里带着虚假面具的“老板”，获得启发。现实就是一片泥沼，身在其中的人难能干净。

但愿那些“小姐”们有一天是幸福的，但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是宽容的、优雅的。有时候人难免会感性，艺术发掘那些泥沼里隐隐的光辉，我很幸运再次看到一部这样的作品。而现在身在天国的导演，是否也能听听我下面的这段话？

——对于现实而言，也许每个人都是对的。我们的生活，或者平平静静，把那些阶层、社会地位都放下。那些经济上不能支持她们平静生活的底层人民，她们带着某种畸形的心态去跳、去够上这个时代，或许她们显得力不从心和愚蠢。但社会是不会自己流动起来的，她们高高地跳起来，溅起污泥，仿佛搅动了混浊的世界。平静生活的人们，你们的平静是对的，但你们不该叫嚷着说她们污染了这个世界，她们只是搅动了空气，平静的人们，你们应当填下这些泥土，播撒下向日葵的种子，她们才会开出花。

平整土地和播撒种子，应当是依恋平静生活的人们应当做的事。我们不应该推辞，当我们处在更平静阶层的时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相对平静的），因为这是写在空白无字却存在于人类正义的“合同”中的条款，一纸契约，它“白纸黑字”。

    破产小老板和一个小姐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和乡下的故事。潘粤明饰演的小老板去夜总会，遇上一扫黄打非，救了一跑出来的小姐叫王莉。在酒吧碰上了债主来逼债，正好乡下也催自己回去，于是潘粤明索性带装成自己未婚妻的小姐王莉回家。这样不仅可以躲了债，还可以还了重病的父亲和家里人的愿望。
    之后在乡下的戏也就是两个人怎样从生意关系到熟知，信任，以及牵扯出的所有是是非非。在乡下的生活和那次假结婚，村了那个疯了的“小姐”的命运，无疑让王莉开始思考自己的状态还有将来。当她认清了，痛苦了，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她才真正从“利”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这样，在最后关头，她才会把银行卡给了那两个逼债的。而潘粤明也知道了，“原来你们小姐除了做这个吧，和普通女孩子没什么差别。”
    电影颠覆了我的许多感觉。
    我以为，在他们结束了利益关系后理所应当恋爱，结婚，生子。而直到影片的最后，故事也没有让潘粤明和从他车前走过的王莉见到。也就是说，生活就是生活，远不是电影那样离奇。两人在回城后结束了故事，他们的故事也就没有了继续的必要。并不是所有女人都会爱上让自己清醒和回头的男人，也并不是所有男人都会爱上救了自己的女人。感激，报恩，永远不等于爱。也许他们都爱了，只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二人继续。这些后话，我无从知晓。
    王莉在片中反复强调着，“对，我就是个小姐，怎么着了？”每次她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挺想哭的，觉着这种事情有时候明明是无奈的，而所有的副作用全都有她们承担。我也不是为她们平反，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把她们一棍子打死。
    让人轻松的，甚至是忍俊不禁的是那两个逼债的。我以为逼债的都是凶神恶煞的，没想到，他们无奈的甚至愿意给潘粤明跪下。生活就是生活，所有的人无奈于只是讨口饭吃。讨口饭吃，力量多么大的一种驱使。
    无奈的都市人，但即便身不由己，仍然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会被太多的欲望迷的神魂颠倒，像乡下单纯的女孩子总是希望进到繁华的大都市。都市有多么美的一面，但如果我们真的爱它，就得承受它同时带来的所有鲜血淋淋。而此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永远不把自己迷失在那样的纸醉金迷中。
电影我还是比较喜欢的，甚至过与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乡村的土路，就房子，婚礼，野鸭子，女孩子的笑声，都让人觉得很美。有时候，在市区住久了的人们，真的可以在乡村换一换血，找回点自己失去太久的东西。

租期，路学长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是冲着导演去的，坚持看完了，感觉自己受的煎熬比影片主演多得多，这谁租谁啊？！

     数字拍的，这是影片首犯的大错误，虽然是现实题材，但是这个故事是很写意而且景象是很有层次的乡村，还加入了祭祀等光影明显的场景，所以这是无疑应该选择胶片的，当然这可能有预算卡着。

     现实主义题材并不是说镜头就要中规中矩，了无生趣，但是很明显的感觉是导演到镜头的把握很不娴熟，几乎没有技巧可言，而且很多镜头粗糙，还有穿帮（如在人物前后对拍时）。故事本身倒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这里出现本片的第二大错误，在一个明显弥漫着现实感的故事中加入戏剧性，而且主要局限在女主角身上，从导演阐述中可以知道导演是在寻在一种商业上的平衡，但是很遗憾，导演显然在喜剧元素的把握上太缺火候，方式局限在人物，特别是对话，而真正能做出的戏剧场面却很马虎的略过，这个女演员的表演其实很中肯，但是被导演用在这里，显得荒唐。而影片则变得不伦不类。

     然后要说到影片让我几乎崩溃的最大错误，音乐。这到底是最初就做成这样还是被和谐过，我是倾向于相信导演在这一块上忽略了，所以效果被放任了。在很多情况下，煽情的或者很大气的音乐在莫名其妙的强暴观众的观影思维,没有音乐的话，要不现在好百倍。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也可以介于现实和非现实之间，也有客观的电影化的艺术环境，但是为什么做成这个结果，我觉得核心在导演上，在驾驭不了的情况下追求所谓的艺术是很可怕的。对于我，这也是很深刻的启示，租电影的期，而不是观众的。

爱情,原本就是无奈而又伤人的东西......

很喜欢席慕容的一段话：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
    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手，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
    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过来，当然也应该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昨天，今天，明天应该使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别了。
 
刚刚看完路学长的《租妻》。浑身热血感动中。。。
故事梗概：郭家驹大学毕业后办了个小公司。负债很多面临倒闭，女友也跑了。家驹老家在闽北一个小山村，父亲几番让他带女友回家，为了躲债的家驹无奈雇佣了自己在扫黄中救下的小姐莉莉，冒充女友回家。
二人回到家中。发现父亲依然中风，来日无多了。为了给父亲冲喜，家驹的母亲要求家驹和莉莉举行婚礼。婚礼后，家驹父亲竟然恢复了许多。家驹的侄女香草很喜欢莉莉，想请她带自己进城找工作。但家驹阻止莉莉和香草接触。家驹的父亲终于走了。香草来家找莉莉玩，莉莉给她化了妆，问起疯姑娘，香草告诉她，疯姑娘在城里做小姐。她赚钱给家里盖了房、给哥哥娶了媳妇。但家里都说她在城里做破鞋，钱来的不干净，不要她回家。莉莉大受刺激。家驹回来，看见香草涂脂抹粉，大骂莉莉。莉莉羞愤到极点，她痛彻地感到家驹骨子里对她的鄙视。莉莉独自离开上了汽车，被追来的家驹阻止。两人被找回老家的追债人看见，追债人动手揍家驹，并威胁要家驹的一根手指，危急时刻莉莉拿出自己的银行卡救了家驹。
三年以后。郭家驹已经翻身，他把欠莉莉的八万元早已还清，但他始终找不到莉莉。
 
一天，家驹打听到莉莉在扫黄中被拘留，驱车赶去保释。路上，他把同去的言辞讽刺看不起莉莉的哥们儿赶下车，却发现此“莉莉”非彼莉莉。
 
回程的路上，他和怀孕的莉莉同时出现在红绿灯口……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并没有相遇，只是擦肩而过。
 
也许曾经那么接近的两个人，今生都无缘再见，但是在彼此的生命里，他们又是多么无法磨灭的深刻烙印。
 
我用尽我完整的生命，也无法形容出此刻的无奈。
 
命运是多么的不动声色，却又多么得让人无力抗拒。
 
我们是两条相交过的直线，从此便各自延伸向彼此的远方，永不相见。
 
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别了。。。。。。

仿照多数人说法：路学长浪费了《租期》这样一个好题材，换话说《租期》拍得并没有众人期想的那般好，但因为温情脉脉的缘故顺利看完还是不成问题的，及格分是有，精彩却不足。

据猜测《租期》显然是被改过的名字，原名字是《租妻》，这功劳要归于广电局那帮人。显然后者带有更多噱头，而影片关于小姐的题材终于不再是一群人嫌弃的第6代无病呻吟，不过路学长却丧失了自己表达的欲望。

《租期》给我最糟糕的是回家那段，音乐乱煽，常给人莫名其妙的感觉。非要强调闽北的话，又不安插方言，这简直就是无视风俗。做秀一般的驱邪仪式，如果说父亲那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可以原谅，那么后面随便插入的一段实在是叫多余。

女疯子那里无疑是大大的败笔，一个小山村里的女疯子哪有穿成这样抽象派的，还旗袍加帽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强烈的对比还有所谓的决裂，为了我们的女主角不会重蹈她的悲惨命运。于是我们看到莉莉在离开村子时对跟在身后的女疯子大喊：你给我回去！别跟着我！

潘粤明的表现属于无功无过，李佳璇和现实里小姐的作风相去较远，感觉也不够火候。视钱如命是演出来了，那种风尘气息不足，而且这个小姐是不是太好心了些。

没有道德批判，但是所谓的人文关怀实在没见着影子。人们常说婊子无情，根据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具有刻画现实的信心，在路学长那里却少了严肃。

对于这部电影，可以这样开头：作为一名草根导演，路学长一直致力于发掘平凡小人物的故事……

关注平凡小人物的作品实在太多，究其实不过如此：以各种方式生活着的人们，多数平凡。所谓平凡，乃是指所处的生活，不外乎细碎，忙忙碌碌，对付着自己手上的一点小事业。面对的大环境许是复杂多变，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为“大”时代，然而平凡的人，真敢狂妄到自以为是创造时代的人么？我以为，任何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时代”的承受者。柏拉图说现实是理想国的模拟，于是模拟出来的英雄不过是个幻影。我们都活在幻影中，这就是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你说电影反映时代，表现有代表性的生活，是浓缩的菁华。菁华就是平凡生活，那么导演岂不本就应该讲述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情？

然而，拍一部关注平凡人生活的电影，由于宣扬真善美的主流习性，往往容易陷入深挖痛掘闪光点的深渊。而路学长，从《长大成人》之后，便迅速摆脱了深渊的引力。“租妻”本身是比较敏感的字眼，女主角的妓女身份，在“地上”电影里，又增添几分敏感度。“敏感性”，容易予人哗众取宠的印象，然而敏感性却又是绝佳的切入点，视乎使用者的态度。作者尽管采用了妓女、租妻的题材，但不过藉此表达他的观念：一个主流社会，对个体身份的态度，代表着这个社会生存环境的人性化程度。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一个身份，自愿不自愿地。身份既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反过来一个人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身份。身份又是与具有一定封闭性的环境相对而言的，当环境改变，身份、命运也可能随之改变，也可能不。于是命运与身份的交错，便会产生许多带不确定性的结果。电影结局，女主角没有如其最初设想那般回乡，而是留在城市这个不那么封闭性的地点“从了良”，路学长是带着宽怀温暖的态度去安排的。这样的安排是一种祝愿，祝愿平凡的，尽管也有偏见、自私，可同时也是善良的人，能在宽容的环境中，以为人所容的身份正常地活着。他的宽怀，不是高调高姿态，不是怜悯，而是平实且坚定的。

因为着导演这样的宽怀，所以尽管潘粤明的表演不够自然，情节有的地方显得矫揉，但我还是认为，路学长是一位真实人性化的导演，我赞赏这样的导演。

对于这位导演，还是可以这样开头：作为一名草根导演，路学长一直致力于发掘平凡小人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