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改编，但从片名和这句根据XX事件改编的介绍来看，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挖掘青少年犯罪的电影，涉及成长，家庭教育，青少年之间的感情之类的青春片，这样的话《牯岭街少年》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至少如果拍的好可以像《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这类励志教育片一样，但如果只有这些，《牯岭街》最多算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它还远达不到伟大的地步，如果只有这些，那杨德昌也不叫杨德昌了。

而且他也没用必要用237分钟的篇幅，更不会被称为史诗，让包括著名电影学者赛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专家和普通影迷高呼：“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死在这237分钟里”，赛人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称赞甚至膜拜，不惜把这部电影碰到华语影史第一的高度。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杀人的电影，男主小四杀死了自己追了很久追不到的女神，由爱生恨的戏码在新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那怎么把它挖掘出深度呢？如果你没看过电影，你可以联系药家鑫和马加爵，如果我们给这两位拍电影我们怎么拍的深刻呢？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药家鑫和马加爵的相关深入报道，他们这些冲动的魔鬼事后的表现让我们唏嘘落泪，让我们感叹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些挖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报道的深刻之处在于记者们挖掘出了这些已经被舆论定性为“变态”，“恶魔”的人的另一面，从这一面中我们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本性，再加上极强的情境带入感和我们自身的 恻隐之心，在愤恨他们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的可怜可悲而落泪，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无奈。关于这一点与兴趣的可以看看柴静女士关于药家鑫父母的专访，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个专访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这样拍，那《牯岭街》已经足以算得上一部深刻的犯罪电影了，而且如果今天有人拍出来也绝对是轰动级现象级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牯岭街》应有的水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着更大的格局。

以上我分析的内容《牯岭街》都有，但他只是这部鸿篇巨著或者说盛大交响乐中的一种和声，这种和声可能是主旋律，但绝不是唯一的声音。

《牯岭街少年》是一部盛大的史诗，只不过他有一个太过低调的名字，低手拍电影喜欢故作深沉，高手却总喜欢假装肤浅，大隐隐于市。它虽然叫“XXX杀人事件”，也是以此为主线，但它的内容却庞大得多得多，《牯岭街少年》聚焦的是一个时代，是多个群体多个阶级的交织与冲突，柴静的专访反映出了药家鑫背后的故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共鸣并开始反思自己；杨德昌反映的却是药家鑫这类人背后整个时代的病态，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在黑暗的政治戒严之下，在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之下小人物共同的无奈，只要你是个小人物无论你怎么反抗怎么挣扎都不会对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构造造成任何影响，弱者的反抗只能伤害更弱的弱者，最后一同毁掉自己。所以片尾小四的一刀被豆瓣影评人精辟的总结为“弱者给弱者的 一刀”，这一刀是小四对女神的背叛和对彼此爱情的彻底绝望，也是弱者在被社会压迫后的一个自戕式的愤击，这一刀毁掉了两个青年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一刀既是由爱生恨的情杀更是弱者在绝望中的一声沉闷的嘶吟。

电影可以看作一部青春片，一部关于初恋与性意识萌发的荷尔蒙片，但这只是故事的主轴，围绕在故事周围的是杨德昌用显微镜版的视角为我们全景展示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政治，教育，民生通过杨德昌各种考究的细节被暗示出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的迷茫与洋溢着的荷尔蒙，但这种荷尔蒙是一种被压抑着的战栗着的荷尔蒙，影片令人窒息的压抑无处不在，令人如鲠在喉的细节比比皆是，这都是那个大陆与台湾政治戒严期间台湾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小四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几个普通代表。

电影开篇背景介绍：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阻止帮派来壮大自己的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侠客——哈尼（Honey）

对于刚刚建立起观影逼格的人来说，保持理想主义，蜻蜓点水的宣扬点鸡汤的电影就是顶级好电影了，豆瓣250上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电影，而这些电影是注定与经典无缘的，即使它现在有一个不错的评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被人淡忘。一流的电影不会虚假的鼓吹理想主义，把鸡汤当哲学的说教式的灌输给你，三流电影教人如何成功，一流电影教你认清世故，是超越是非超越成败的。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希望，正是因为相信，在面对生活现实时，才会有出入感，这种出入带来的落差成就了这些祭奠我们逝去美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原因还是对美好对理想的眷恋。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生活没有小时代，全是碾压小人物的大时代，生活永远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只存在文艺作品和我们那毁人不倦的教育中，呜呼哀哉，这正是生活的可悲之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拍出了这种可悲。

而拍出可悲的原因正是由于不舍美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哈尼正是这种逝去美好的完美代表，他的出现无疑是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而他的失败也正说明了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绝望。

之所以把这个配角放在主角前面讲，是因为他出场虽少，但却画龙点睛的表现出了全片的灵魂。哈尼是一个没落的古惑仔领袖，一个拥有君王般高贵灵魂和诗人般情怀的青年老炮儿，而且人物外形俊朗飘逸，做派大气而绅士，让人觉得这个小混混头头身上有着教父一般的品味和气场，又有着侠客一般的精神和老炮儿一般的倔强与坚韧。哈尼就是一个老炮儿，一个帅气文艺的老炮儿，一个如西方文学中贵族一般脱俗的老炮儿，他比老炮儿更动人，比老炮儿更悲惨，他的形象脱胎自《战争与和平》，无疑是片中导演给予戏份最少但却赋予最多内涵的角色，完全可以视为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

哈尼因为犯事而被迫逃亡南方，等回到北方后发现江湖已经变了，时无英雄小人得志，连山东这种猥琐的人都可以霸占一方了，但他，一个曾经的领袖现在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心中却残存着逝去的规矩和理想。他刚刚回到北方，看到自己的女友和主角小四在一起，导演高明的没有拍哈尼的反应，而是拍小四被打，当时他们同处同一空间，小明看到自己男朋友回来，立马跑了过去，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身穿海军军服的帅气小伙站在门口，这是哈尼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怒自威的大气初见端倪。（哈尼与小明）

然而接下来镜头只给了另一边的小四，这个敢泡带头大哥马子的吃瓜学霸。众人为了奉承哈尼，便抓起小四要打：靠敢泡老大的miss。

小四被整的低声下气。这时我们不知道画外即哈尼和小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小明哭着从那边跑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具体知道了什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只有看过的才知道。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这就是杨德昌。（小明跑开）

这时画外的哈尼过来了，喝住众人，这一次哈尼的形象更强大了，他老大的气质开始显露，哈尼淡淡的和小四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混的，这没你的事，赶快走吧。遂解小四围。（哈尼与小四）

这一个简单的行为让哈尼的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观众对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而这种古惑仔套路的戏份杨德昌更是把它拍的霸气干脆，令人暗暗称绝。

下午哈尼训斥小弟们后，与小四谈心，这段谈心更将哈尼这个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这段台词也成了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的一段台词，成为了可以单独赏析的独立经典：

我在台南的时候，无聊的要死，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就是老包这样的人，后来他一个人去和眷村帮对峙，被眷村帮的老大暗算，死的相当憋屈。哈尼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哈尼的死正如历史文学里的项羽的死一样，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世无英雄遂使小人成名，也正是因为小人太多，才使英雄没有活路。

哈尼出场极少，很快就被暗算害死了，但这个人却是电影中拥有粉丝最多的人，因为它代表了大家心中残存的希望，他的死引人共鸣，而害死他的山东，则是哈尼的反面，吊儿郎当，颓废猥琐，长相粗俗，行为也上不了台面，完全是一个地痞小贼，哈尼的死引起了道上的复仇，后来山东也被杀，但当山东的女人叶子抱着山东的遗体大哭时，相信我们和在场的吃瓜小四一样矛盾，既觉得死有余辜恨不得自己亲手给他两刀又觉得这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反派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杨德昌的功力。就像金庸笔下的众多恶人一样总让人又恨又在恨中包含着同情，李莫愁和阿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切都是创作者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哈尼这个人物以及两个帮派的冲突与恩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但和杨德昌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信息被处理的相当闷骚，这种闷骚以前在《一一》的影评里分析过。对于第一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杨德昌没有交代，因为杨和他的编剧们不想交代。

这更符合我们生活中的认知情况，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环境中的人和事以及其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但随后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有所了解了。杨德昌的叙事正和这种生活经验类似，即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而不是先把人物建立起来然后在讲人物身上的故事，杨德昌以及很多老司机叙事时都是这样，上来就说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自会对细节对各种人物关系，他们的性格，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故事逐步了解。

父与子：张震和张震他爸

哈尼的死是理想之死，影片中小四的父亲是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这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用来被消灭的，只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诛心。小四父亲的转变比哈尼更写实，更深刻，因为哈尼的处理太过浪漫，而父亲的屈服则让人洞悉了一个时代的险恶，就像《孩子王》中，老师第一天上课让学生发言，班里鸦雀无声，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学生蹦出的居然是：“你会整我吗”这一句天真的反问振聋发聩，让没有经历过那种险恶的人在今天听来都不禁心头一凉。

在片中小四有演员张震扮演，名字还叫张震，更有意思的是小四的父亲也由张震父亲张国柱扮演，名字也没换。父子演父子。小四和父亲的关系如战友如同志，像一个带有传统宗法权威又如同朋友一般的忘年交。

张震父亲张国柱在片中继续扮演张震父亲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展示父子关系，儿子门门功课90多，唯独语文没考好，父亲到学校办公室询问缘由，回来的路上二人一路无话。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全都通过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了出来。两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不说话，到了饭店吃冰淇淋也是无话，这种关系很严肃很微妙只有看过才知道。而第二次父子一块儿从学校回家，杨德昌的处理不同了，这一转变出自剧情需要，是神来之镜。

张震父子

第二次去学校办公室，是儿子犯了错，这是杨德昌对台湾渗透着政治的教育的批判，父亲看不惯道貌岸然打着官腔的老师，与老师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学校恼羞成怒给张震记了大过。二人回家路上推着自行车走。第一次是骑着自行车，第二次父子回家是推着自行车，因为他们这次有话说。这是符合生活的设计，骑着车子两个人没法很好的交流，而且，从视觉节奏上来说，骑车子运动过于强，不符合营造沉重气氛的原则，所以拍两个人低着头推着车子缓缓的走，这样一举多得，既有了情绪又符合生活常理，高，实在是高。这一段被编剧史航大加称赞，并多次在讲座中提到。

这次对话，父亲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继续展示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好父亲，能这样为儿子撑腰，老张教育儿子：记过就记过了，如果一个人还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接道：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段戏是一个伏笔，本来是父亲教育儿子，没想到成了儿子教育父亲。

在后来，父亲被政治审查搞得尊严尽失，在精神崩溃中连夜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为自己捏造自己从不曾犯下的罪过，从那以后父亲屈服了，父亲被诛心了。

这时被打倒的不止有父亲，一块被打倒的还有观众，在前半段被塑造的充满理想的父亲，后面便的胆小软弱，在第三次进入学校办公室后，以前敢和老师据理力争的父亲变得唯唯诺诺，在那一刻，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在被生活强奸。这种震撼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父亲在偷偷流泪。父亲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父亲这个神倒下之后，我们的 心灵冲击可想而知。

（父亲在写认罪书）

小明——我们的初恋：是女神还是绿茶？

小明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看可能是万人唾骂的绿茶。影评人赛人说她是十足的蛇蝎美人，绿茶婊。这和很多人观点类似。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小明是我们懵懂少年初恋的化身，而且小明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一点要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本片的真实案例，我们不知道杨德昌塑造小明这个类似《美国往事》中黛博拉这种女神的初衷，就只有这样推测。据牯岭街真实案件的当事人，电影中“滑头”的原型文章回忆，受害者刘敏（小明原型）是女神，但却是十足的绿茶婊，这和当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和礼崩乐坏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走到背后也是人们议论的谈资，谈论的内容自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原型人物

到了电影中，也许是艺术是美好的，小明代表了作者心中初恋的美好形象，小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漂白了，这主要感谢她的人物设定，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自己过早的承担起生活重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这些设定为其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辞，也许当时杨德昌塑造时按照当时的观念并无不可，是女神还是绿茶还是由大家评说吧，我心中初恋的最神圣代表是黛博拉。

而小四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儿由爱生恨甚至最后不惜杀掉对方，所以这就告诉告诉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维特的行为，小四的行为不足学啊，生命有更多重要的东西需要珍惜不该被这样处理的轻于鸿毛，难怪萧伯纳讽刺道：初恋就是一点点浪漫加上许许多多的愚蠢。 影片的最后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电影有《罪与罚》一般的设定和同样的对弱者的关注，但却比后者更加绝望，当小四因为小明出轨自己的朋友小马而杀死女友后，我们再没见过小四，他被抓了。小四的朋友小马在公安局里抱头痛哭，因为小四是他最好的朋友。

随后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愚蠢的警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这些人被杨德昌用最生活化最真实的镜头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处理的真实，因此那种悲凉也显得更真实。影片结尾有两个让人心碎的细节，警察搜到了一封信，骂道什么玩意啊连名字都不写，画了个鬼脸，说完将信扔到了桌子上，我们看到了那张所谓的“鬼脸”其实就是小四的名字。

而另一个类似的更悲凉的细节在最后，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影体验我就不剧透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细节反复，人物众多，动人的地方太多，又不能说，因为电影的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一道好菜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尝来的直接。所以为了不坏大家和《牯岭街》的“初夜权”，我就不无底线的剧透了，杨德昌的好，只有静下心来与他对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一一》里面说：电影诞生了以后，人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历了比自己生命丰富三倍还多的人生，而从杨德昌的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经历的经验岂止三倍。如果有可能我不一定会选择死在这237分钟里，但我会选择多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几次。

一部电影太长总让人望而却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没看一部好电影之前我们总抱怨电影太长，看完之后我们又觉得它太短。237分钟如果静下心来看是不可怕的，而且电影可以和电视剧一样一段一段的看，如果你觉得闷，十分钟总静得下来吧，每次看十分钟，一个月还能看不完吗？等到你看完后，以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门槛儿低得多了。而那些第一次看觉得没劲的童鞋，可以尝试着静下心来在刷一遍，因为你已经看过一遍，对他的沉闷和枯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看时枯燥也许就变成味道了。我看《教父》就是这样，第一次看没感觉，觉得无聊透顶，第二次看就觉得牛逼了，第三次看就觉得酷炸了，很多人看《公民凯恩》更是这样，好电影都是后劲十足的。让人第一次看的爽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它还有可能是快餐，吃多了就腻了。

和《美国往事》，《教父》等电影一样，谁要是说这电影无聊，我诅咒你再看8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