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二次

大家好，我是张涛，《人生第一次》《进城》的导演，很高兴也参与执导《人生第二次》。

2020年《人生第二次》筹备开拍，对于“人生第二次”的开题，我陷入了困惑，导演组多次开会后，我觉得“选择和解、接受改变”才属于真正的人生第二次。

《圆》不像《人生第一次》中的任何一集，它没有“春和景明”，也没有“看美丽的大船”，没有点睛的金句加持，在故事缓步的前进中，我会发现最平实的“爸爸、妈妈”成为了击碎心灵的一颗子弹。“当你丢了孩子后，你才知道中国有多大”

2021年9月3日，我们结束了拍摄.100天的拍摄，40T的素材，相关的记录已堆积如山，各种交涉、各种语言、各种情绪，庞乱而复杂。自从纪录片进入后期以来，我就每晚噩梦不断，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莫名痛哭。每天面对着如山的素材，面对不同视角不同情绪，一点一点地整理，一点一点地记录，总是不知所措。

其实《圆》和《进城》有很多共通点，比如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性强。但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它人物情绪更复杂，故事层次更厚重，预计观众看完的反应也更多样。总导演秦博和我，都为这部片子寻找了大量情感细节，我们试图用平实的叙事方式，展现生活的点滴，所以我们选择了电影的叙事结构，还原了当时我在拍摄时的所见所想，用多视角的方式，把大家带入到这个故事之中。

丢失孩子的占绪莲，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站的出站口，当时的北京零下10度，见面后她急忙三连问“卫卓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他现在长什么样？他认识我们吗？”我能感受到每句话背后的无奈。对占绪莲的采访，我们整个摄制组都是含泪完成，占绪莲总念叨一句话：“我作为母亲，我没有带好自己的孩子……我自责，这都是我的失职……也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婆婆”。她把这18年的错，都归咎于自己。

丢失孩子的父母，走不出去，也忘记不了。而寻找父母的孩子，记不得、也找不到。

卫卓告诉我“从小就有人说我不是父母亲生的，小时候不信，总觉得是玩笑。当我逐渐长大，每次看到养父特别忌讳这种玩笑，为此大发雷霆，我也慢慢地发现，原来邻居口中的‘外省仔’并非玩笑”。随着逐渐长大，流言蜚语也愈演愈烈，卫卓决定离开汕头，到广州去打工。

“做生意”“建祖宅”是汕头地区对于子女认可的一种片面认知。在广州打工的卫卓，第二年便开始做起生意，可俗话说“十门生意，九门亏”，卫卓生意失败后，白天在文具店打工、晚上就在街边摆摊。

2020年年底，卫卓收到警方的电话，说亲生母找到了，希望他去北京认亲。“外省仔”的真相就此揭开。

占绪莲家的“团圆餐馆”原名叫“农家餐馆”，一家在湖北蕲春汽车站旁的小饭馆。卫卓被拐后，“团圆”成为俩老心中最大的愿望，占绪莲说“圆则满，满则圆，心有圆满便安宁不争”。“圆”成为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个字。

在公安部打拐局中，“寻亲”档案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找孩子”，另一个是“找父母”。

除了卫卓的故事，我们受到公安部的帮助，记录了更多像占绪莲一样的家庭。同时也拍摄到警方如何抽丝剥茧，在14亿人口的中国把两个文件夹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故事。

这些文件里，兜放着平凡又善良的人们，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击，最终都会凭借着信念走出阴霾。故事的结尾，我们用了很多得到团圆的故事，但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内心中仍有着隐秘而幽深的空洞，等待被修补。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第2集摄影师尤桢炜。我们这一集最终定名

《缺》，与第一集的团圆餐馆的《圆》互为应和。人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是我们几个主创，依然惯性地称它为:“长跑少年”

本片2020年的11月8号正式开机，一群孩子，每天早晨430起床，无论寒暑，长跑16公里。这是我进驻项目之前所获得的全部信息。

在拍摄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凭着第一印象，把视线投入到“长跑”“早训”这些概念里面。一隔一天，凌晨四点起床，跟着孩子们。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练习跑步的。纪录片的拍摄很需要共情，拍摄孩子们的跑步，这个年纪，在零下二十多度，长跑那么远，其实你坐在交通工具上拍摄，很难体会到那种辛苦。什么时候胸腔开始痛，什么时候喉咙发甜，什么时候小腿紧绷。如果你不能感同深受，其实镜头也不容易给的精准。于是我也让自己在冬天跑起来………所以我感冒了

但是拍着拍着，我们发现，长跑所谓的艰苦在这些孩子们的世界里，是如此的表征。这是他们可以改变命运的手段，但是原生家庭的苦难才是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痛苦的源头，比起长跑的辛苦，那种深埋心底的恐惧，不安，疑惑，迷惘等等情绪，在他们叫人心疼的懂事的笑容下，才真的叫人心酸。

而随着我们拍摄的深入，我们的重心也逐渐往他们的内心靠近。而孩子们对我们镜头打开心门的时候，我们惭愧的不忍心看。

作为摄影，我也是那个时候发现，好的画面不是我拍出来的，是故事自己长出来的。

我拍摄《人生第一次》的《上学》和《长大》，拍了《人生第二次》的《缺》，很奇怪，三四年一直和孩子打交道。说句说烂的话:孩子们是一面镜子，折射的是成年人的内心。

我觉得拍摄孩子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我可以直视自己内心所有的谦虚和虚荣，正直和幽暗。

喜欢这样子拍纪录片，我也想一直这样拍下去。

@猫六人

大家好，我是《人生第二次》总导演秦博。影片就要播出了，百感交集。这两年中，我几度焦虑，拍着拍着有的故事就废了；有的故事拍到了，又几度怀疑，放得出去吗？会有人耐心看这么沉重的故事吗？影片定档了，我还在担心，问总制片人张昊，这次没有意外了吧？没错，这个剧集的关键词就是“意外”。剧中人遭遇意外，剧外的我们也不是局外人，也经历着种种意外。“意外”，让紧绷的神经松不下来。

这部剧集的前一季，是2020年年初播出的《人生第一次》。当时观众的反馈让人觉得很美好。在b站、微博、豆瓣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说，这是一部普通人的“人生图鉴”，有小确幸，有小温暖，有那种人生路途中磕磕碰碰的挑战，但不卖惨，挺治愈的。但到了“第二次”，虽然也是普通人的“人生图鉴”，但这次沉重得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第一次”像一页页的散文小品，“第二次”像一本本大部头的小说，很重很沉，有点让人透不过气。人生的河流从“第一次”开始缓缓流，到了“第二次”，波涛汹涌，卷起了大风浪。

这种变化不是毫无来由的，它在现实里有迹可循。那是2020年1月底，我们在后期刚做完《人生第一次》第五集“上班”，生活就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武汉，封城了。人类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正式打响了。

武汉，上海，这两次疫情我都身处其中。这种意外感，带给我的冲击实在强烈。看着文件夹里的“人生第一次”，从出生到长大，从进城到结婚，从相守到告别，这些平凡却透亮的日子是那么珍贵。而疫情却提醒我们，推开世界的门，不仅仅只有这些美好，还有一个个意外。意外就像人生河流中的巨浪，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明白命运是多么无常。在意外中，人性释放出两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是“怕”。它引发出傲慢、猜忌、恐惧和分裂；另一种是“爱”。它唤来了信任、忧患、勇气和团结。怕与爱两种情绪，就像DNA的两条链条，搅动着人类社会，影响着我们共同的命运。

因此，《人生第二次》用八集八个字，两两对应的方式，尝试讲述着中国人情感深处的爱与怕。“圆”与“缺”，关乎骨肉亲情的分离和重逢；“纳”与“拒”，讨论身体的缺陷和容貌的焦虑；“是”与“非”，聚焦司法领域，记录出狱后的二次人生，以及期待公平正义的申诉人；“破”与“立”，则对准了时代新女性，她们有的走出不幸的婚姻，有的不甘在流水线做工，通过自学，改变了命运。这些人，命运中遭遇了这样或那样的意外，在命运的大风浪中，努力学着抗争与和解。学着去战胜怕，去找到爱。

每一集里，都有戳我心肺的点。比如，一个母亲丢了孩子，二十年后母子重逢，警察让彼此在电话打个招呼，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便在电话里向儿子做起自我介绍，母亲这样说，“你好，我是你的妈妈，你过得好吗？”；再比如，十来岁的小金子被母亲抛弃后，跟着一帮孩子练习长跑，他对着摄影机坚定但也不那么确信地说道，“这世界谁不迷茫？”；还有，一对夫妻离婚后，读小学的小儿子跟着爸爸生活，妈妈为了辅导儿子英语，和爸爸商量好，去男方家里的一个小房间辅导儿子功课，不过在男方下班前要悄声离开。在这个家里，她甚至没有一双拖鞋。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里的人和故事外的我们一样，有时绝望，又不得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荆棘，走出了命运安排给自己的困境。

希望每个看完影片的人，都能从他们的经历里，感受到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信念是鸟，它在黎明前的仍然黑暗之际，感受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这种信念在此刻，对身处疫情之中，在上海的我，很重要。它让我坚定地相信，在经历命运的大风浪后，明天会更好。我们一定会比现在更强大。

上访，这两个字更多地出现在新闻里，字面的背后通常是一个人或一家人命运的波澜。今天这集从司法部门的视角切入，印象中高高在上的最高检和检察官不但展现出接地气的一面，也让我近距离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机制，了解到一些法学原理，也纠正了一些原来的自以为是。

一起案件，从不服上诉到来到最高检申诉，需要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一次上访，从在最高检的第十厅大门口外排队，到见到检察官，也要经过重重安保和信息分拣手续。卷宗送到检察官手里之后，他们会进行研究，判断是否接受申诉。无一例外，上访者都是来寻求公平的，那么法律能够给他们想要的公平吗？

“公诉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构建的过程，申诉是一个从有（错误）到没有错误的判断的过程。”最高检第十厅的三级高级检察官孔静这样说。如果把公诉比喻成盖房子，动工前公诉人必须检查原材料的质量，只有牢固可靠的材料（也就是确实可信的证据）才能被用来盖房子。房子盖好好，申诉人如果不满意，可以提起申诉，但是申诉并不是一上来就拆房子，检察官们需要戴着放大镜找错，只有找到确实充分的错处，才能把之前盖好的房子拆掉重盖。

一、结案了事还是案结事了？

基于申诉的法律准则，很多上访者的诉求都无法被受理。然而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让人轻易接受，他们经历漫长的申诉道路，熬过多年等待，却希望落空。正是因为理解这样的情绪，检察官会为这些申诉人举办一场听证会，请到原始办案机关和其他法律专家共同讨论，也让心里憋的申诉人可以找人评评理，诉诉苦。

来自河南省商水县的苗青海夫妇在2020年11月底就迎来了一场这样的公开听证会。2008年他的儿子和儿媳被杀害，而检查机关无法确定凶手的真实年龄，因可能牵涉未成年人，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从此，苗青海夫妇开始了他们长达12年的申诉之路。

在卷宗里，能够证明被告人年龄的证据只有户口本、村民口供和学校提供的学籍情况登记表，而这三样证据上所显示的被告人的出生日期并不一致，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被告人在作案时是不是未成年人。公安部门还专门做了两次骨龄测试，得到的结果显示，凶手作案时在17到19岁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法律规定只能推断被告人未满18岁。听证会上，所有的证据和疑点都被一一罗列了出来，接受来自最高检的检察官、当时办案机关、法学教授、执业律师以及所有旁听人员的反复检验。这应该也是一种公平和正义吧，尽管申诉被驳回，苗青海并没有被潦草对待，没有被一纸公文打发了事。这些检察官深切理解他的痛苦和诉求，并用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法律精神体现了对他的尊重。

二、何为公平？

申诉没有被最高检支持，有些申诉人最终可以接受和释然，有些却满是失望和无奈。刘占江的弟弟刘占营在2018年被同村的王振波杀害，一审法院判处王振波死缓，二审则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对于二审判决，刘占江认为量刑过轻，于是向最高检提起了申诉，要为弟弟讨个公道。

经过在省法院和事发地的走访调查，最高检的检察官认为，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二审的判定。这起案件是由刘占营和王振波前妻张平的情感纠葛引发的，并且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刘占营和张平出轨在先，之后王振波与张平离婚。案发时，王振波已经再婚了。从法律层面看，刘占营在酒后深夜来到王振波家，是一种入侵住宅的行为，已经违法。检察官认为，再考虑到王振波的自首行为，二审法官改判的自由裁量权是合法的。

然而，这样的结果在刘占营的妻子和哥哥看来，却无法体现正义和公平。公开听证会上，面对听证员得出的一致结论，刘占江甚至觉得他们在为罪犯开脱。弟弟被害惨死，刘占江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会痛哭不止。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检察官和听证员的逐条分析尊重事实，有法可依，尽管这个结果达不到刘占江对于“公平正义”的解读和要求，却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很多申诉人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光阴，希望能够在最高检讨个公道。他们所讨的“公道”，是民间朴素的一报还一报的公道，而这往往与法律意义上的公平不同。法律的公平是面向所有公民的，不管是罪犯还是被害人。这让我想到罗祥老师所说的，“刑法既要惩罚犯罪，又要限制惩罚犯罪的权利。”检察官在维护犯罪人合法利益的同时，真正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正。

听证会结束，检察官对刘占江说，希望他坚强起来，带着家人走出泥潭，生活还要向前走。我想这不是例行公事的交代，也不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而是饱含同情和祝福的嘱托。这些检察官每天阅读大量卷宗，会见形形色色的上访者，却并没有见多不怪。相反的，他们明白这些卷宗的背后，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希望和人生。他们尽可能去理解上访者的委屈和苦楚，去明白他们寻求同情和安慰的心理，同时也坚定地告诉做错了事的人们错在哪里。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公平和正义吧，申诉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模样，看到撑起法律这把大伞的根根伞骨。

很感谢央视网和这期节目，让人看到检察官的日常工作，了解申诉机制，明白那么多申诉信件和上访者的去向，也体会到“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尺度”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最后想问问央视网和导演组，有没有可能做个专门讲最高检第十厅的季播形式纪录片？让普通观众更加了解信访和检察官的工作日常，也能起到普法的作用，考虑一下？

“我一直记得那一场暴风雨，为什么妈妈一离开，冰雹就落下来？老天究竟是要告诉我什么？

想了很久我才明白，这三年，并不是没有暴风雨，而是我一直在妈妈的港湾里面，被保护的太好了。

这三年，我被命运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却忘了在妈妈身上，这种不幸是要翻倍的。 我喜欢在网上发视频、做直播，她就学着帮我拍，主动和网友打招呼。 我想坐滑翔伞，她就自己先去坐一次，看安不安全。 甚至一起去公园喂鸽子，她都会想方设法，给一条坏腿的鸽子喂玉米。 我想靠自己的努力，让她在照顾我的时候，想起自己是邱娟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武术协会太极队的副队长。”

因为有《人生第一次》的“前车之鉴”，今天我特意准备好了纸巾才敢点开《人生第二次》，意料之中的破防，却是意料之外的百感交集。

片头一出来就感觉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一颗钢珠滚动向前，撞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即无数的蓝色骨牌依次倒下去。骨牌的行进带出了一幕幕人生图景，首先是团圆餐馆里的合照，继而是坐着轮椅的自驾游，正在进行手术的手术室，书房里的案牍劳形，书桌前的挑灯夜读，铁窗前的独自悔恨，隔着一道门背向而立、各自怀抱着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还有奔跑着的少年们。蓝色的骨牌犹如一条人生的河流，从最初的一滴雪山融水，慢慢汇聚为涓涓细流，一路蜿蜒曲折，爬过高峰，也落回低谷，在人间四季里逐渐壮阔，又在岁月流转中分化出支流。这些支流奔腾东去，带着人生的笑与泪，最终百川归海。人生海海，仅仅是片头就透出一股苍茫的意味。

片头过后第一个画面，是对于中文字“圆”的解释，字义为团圆，散而重聚，可组词为团圆、圆满。宋代词人吕木中有词“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这句词的下方还有一个对联，上联“子失十八载望眼欲穿心已碎”，下联“喜归庚子年魂牵梦绕终团圆”，横批“喜从天降”，落款为《人生第二次》卫书银、占绪莲一家。黑底白字，寥寥数语，却道尽一家人丢失的十八年。

记得《人生第一次》的第一集是“出生”，准妈妈们拼尽全力把新的生命带来这个世界，纵然过程惊险，更多的则是甜蜜和憧憬。今天《人生第二次》的第一集“圆”，离散18年的团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犹如新生，除却激动和欣喜，还参杂了丝丝难言的酸涩。

从4岁到22岁，卫卓再次出现在亲生父母眼前，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然而在卫书银和占绪莲的眼里，这个22岁的小伙子还是当年那个一手就能提溜起来的小娃娃，所以卫书银一见到儿子就毫不犹豫地一把横抱起来。这个横抱，他等了18年。而占绪莲在团圆之后的第一顿家宴上，坚持要喂儿子吃一口饭，这一口饭，她也等了18年。18年，6570个日夜，做饭时她会想起卫卓吃饭了没有，天冷时会想起卫卓添衣了没有，夜深时会想起卫卓会不会怕黑……孩子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长大，她唯一能祈求的除了早日团圆，大概就是卫卓能够吃饱穿暖，平安长大。

我很难想象这18年占绪莲是如何度过的，她忧心小儿子，还要照顾大儿子。一个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很容易陷入无尽的悲痛和自责之中，但是占绪莲不能奔溃，因为她是卫卓的母亲，也是卫伟的母亲。卫卓刚丢的那会儿，她的家庭也陷入过危机，每天在争吵和眼泪中度过。此后她眼看着婆婆因为寻找卫卓而遭遇车祸，知道自己必须重新振作，和丈夫互相扶持，不放弃找寻卫卓，也要照顾好身边的家人。那之后，全家的生活才有慢慢走向正轨。正如大儿子卫伟所说，“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六层，全是妈妈用炒瓢炒起来的。”这样的占绪莲，身上没有作为“受害者”的自怨自艾。片中有一个镜头给我很深的印象，占绪莲和卫卓去菜场给街坊们发糖，告知找到孩子的喜讯，之后母子二人手牵手前后摆动着一路走回家。冬日阳光下，22岁的卫卓宛如稚子，这18年的岁月犹如从来没有缺失过，占绪莲步伐轻松，背影坚挺，周身满是一个中国母亲的坚韧和乐观。

都说为母则刚，占绪莲的强大是这18年来对卫卓的思念铸就的。当卫卓说，养父担心别人的议论，占绪莲一边低头切菜，一边淡然道，“这么在意人家干什么呢？”这其实并非事不关己的淡然，而是一种过来人的淡然。寻子18年，身上贴着“受害者”的标签，占绪莲一定听到过无数旁人的议论，也一定不止一次被人劝过放弃。毕竟她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当时看来没有尽头的等待和没有方向的寻找。然而正如她一直保留着婆婆去世前存钱的那个铁罐子，那是她的坚守和执着，无惧旁观，无畏流言，她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占绪莲的强大，也是温柔的强大。失散18年，一朝团聚，父母自然想孩子能够时时刻刻留在身边。占绪莲问卫卓是不是一定要走，能不能多留几天，看到孩子为难，她哪怕心里再不舍得，也马上改口要他不用担心自己。依依惜别时，她也尽力克制，不让情绪过于外泄。她理解卫卓的左右为难，也拥有适时放手的勇气。这大概就是母亲的爱，想要一颗心全掏出来对孩子好，又怕吓坏了孩子，让孩子为难，于是小心翼翼，温柔试探。

更让我惊讶的，是得知卫卓欠债之后占绪莲的反应。相对于欠债这件事本身，她更为关注的是欠债的原因。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卫卓是因为生意失败而欠债，她看上去似乎松了一口气。对于经历过人生风雨的占绪莲来说，欠债可以还清，生意可以重来，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人生总有希望。于是我们看到占绪莲没有直接找卫卓询问欠债的事，而是不远千里奔赴深圳，给卫卓过了一次真正的生日。对照着手机和丈夫一起拼英文“生日快乐”的占绪莲，很可爱，也很令人感动。当她拿出给卫卓的生日礼物——奶奶留下的存钱罐和里面留存的一千多块钱时，我对这位母亲更加敬佩无比。铁罐里的钱，是卫卓的奶奶一边找孙子一边在街边捡瓶子卖的收入，她希望攒了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卫卓。老人过世前把这笔钱转交到占绪莲手里，犹如交付一个希冀，让她不要放弃。而今她把这笔钱又交到卫卓手上，更像是一种传承，传递着埋藏于一代又一代人骨子里的坚强不屈的精神。

所谓的血浓于水，不仅仅是指单纯的血缘关系，更是一家人心灵上的契合。我很高兴卫卓没有如他一开始所想的那样主动开口告诉亲生父母他欠债的事，也很高兴看到他努力上班，挣钱养活自己和还债。最后片尾有一个镜头，深圳的夜色里，卫卓在结束白天的工作之后在街边摆摊贴膜。占绪莲站在不远处看着他，这大概就是母亲吧，会急于喂儿子一口饭以慰藉18年来的思念，也能远远注视儿子忙碌打拼的身影，永远目光温柔，永远鼓励前行，也永远站在子女一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