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盖伊在印度

这样一部年代久远的纪录片，看的我泪眼汪汪。不记得在哪个地方看到该片的介绍了，看到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个想法我真的太不赞同了，有什么事情比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呢？分开这么多年，真的值得吗？

看完全片后，已然失语。对于这样的一家人，我没有任何可以去评价的资格。

所谓的三观无非是做自认为对的事情。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而我环顾四周，也不记得在哪个同龄人身上看到过如此拼搏的狠劲。这是朴素又了不起的愿望：我要努力，努力撑下去，努力让这个家过的更好。

这么多年的苦，一天一天熬着的日子，远不是这短短一部纪录片可以窥见的。十几年来全身心的疲惫，只为了一个念头，让女儿去名校留学，让女儿踩在自己夫妻的肩膀上过的更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这没有错，谁又可以指责他们有错？

无论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真切地为之奋斗了，充分地拼尽了全力。而我们这些看客，唯有钦佩。换做是我，万万做不到。

至于那些来评价他们纪录片之后一家生活的人，反过来说，三观也真的是太过狭隘了。这部片子的意义不是在哪里生活，不是出国留学移民，而是一个普通人能够为了自己的追求付出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这都不能令你动容。

《含泪活着 》这是我非常热爱的纪录片，所以一直在跟随寻找丁家的情况。

大致来说，女儿读书后，丁尚彪就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来到昆山一家日企做翻译。后来女儿在休斯顿医院就职，结婚生子。丁尚彪和妻子一同移居美国休斯顿。

忙不住的丁尚彪，让妻子照顾女儿和外孙，自己去纽约找到后厨工作，工作努力，多年，直到2020年退休。2020年遇到纽约大疫情，他的人生就像一部大电影。

下面是他2020年投的一篇稿件。

想看看第二故乡——东京

在纽约看完2020年时代广场落下大苹果的直播后， 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满怀美好愿望地期盼着热闹非凡的好年头来临。今年的预定计划是，五月份结束整整半个世纪的颠簸劳顿，在美国光荣退休。手持老美护照，以宾客身份重返日本看奥运，并去追忆曾经生活十五年的第二故乡——东京。

山手线拥挤的电车、池袋打工串烧店郁香的木炭味、新木场钢铁车间隆隆的机器声……，都是我当年梦回牵魂打黑工的鏖战之地，然后回到祖国无忧无虑地领略大好河山。12月底再赴南极看企鹅，顺道南美五国游。我憧憬着丰富多彩的退休美景，趁身体尚健抓紧时间看夕阳。

2019年11月初，在休斯顿医院急诊室当医生的女儿来电话商量。我妻子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两个小外孙需要照顾，希望我干到年底，提前辞职退休去帮忙。而我正在曼哈顿四星级宾馆的餐厅干得欢，准备站好最后一班岗，到年龄正式退休。而且2019年的税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够报，接下去还有养老金，老年医疗卡等事项要办，于是决定干到2月底提前退休。

2020年1月底，我递交了辞职信。但是和我搭班的同事正回广州过春节，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航班被取消，无法按时回纽约工作，白人厨师长请求我帮忙干到同事回来再辞职。我在这个厨房已经工作了九年。虽然年龄最老，英语最差，但老外同事对我都很友善。盛情难却，只好舍小家，为大家，在美国给海外华人争个好形象，为公司鞠躬尽瘁吧。

但这最后的一个多月，却是我来美国十年中最恐怖的时刻。

老丁退休了

美国宣布禁止中国旅游者入境

2月2日，美国突然宣布禁止中国旅游者入境。但老外们却自信满满地认为此病毒与流感差不多，根本不当一回事。不仅没人带口罩预防，反而人照聚、戏照看、马拉松照跑。“春江水暖鸭先知”，此时所有华人都早已从国内媒体中得知，冠状病毒有极强的传染性。华人都绷紧了神经，纽约华人三大社区都开始戴口罩自保预防。一时间老外都感到莫名其妙，似乎纽约的冠状病毒源头就在华人社区，每一个带口罩的华人都感染了冠状病毒。致使昨日还门庭若市的华人餐馆，一夜间竟变得门可罗雀。

但在如此振聋发聩的预警声中，纽约的白人市长和州长竟浑然不觉。面对华人带口罩而代表的尖厉哨声，不仅没有引起丝毫警惕，还傻眉愣眼地要求健康者不要带口罩，以免造成恐慌。在如此麻痹大意的糊涂官领导下，老外们依然陶醉在岁月静好的自信中。为了消除民众不敢去中餐馆吃饭的忧虑，市长亲自来法拉盛华人餐馆就餐，不仅不带口罩和手套，甚至还在路上亲民地和华人市民握手拥抱，正是“举世裸奔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每周三天在法拉盛图书馆成人英语夜校读书。学校在地下室，几十名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好几个班同时开课，近百名师生同时聚集在一起。华人学生都带着口罩，而西语裔、非裔等学生都不带。白人老师和外族裔同学虽然看不惯华人在课堂上还带着口罩，但出于礼貌和法律的约束，也不能够公开歧视带口罩的华人。

老师在提问时，要求我们脱去口罩回答问题。华人们就和老师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回答时将口罩提到鼻子处，留出嘴答题，回答完立即把口罩再拉下，我们就怕鼻子吸入病毒。老师又让我们和其他族裔合并成各个学习小组，共同完成一些讨论题。但那些不带口罩的外族裔学生，有些还正在感冒咳嗽。吓得我们进退两难。只能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华人觉得老外太傻，毫无防范意识。而老外觉得华人神经过敏，是亚洲胆小鬼。我们就这样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中战战兢兢地共处。

车厢里唯一戴口罩的华人

女儿得知我们学校的情况，就叫我不要去读书，以免被传染病毒。学校虽然是免费的，但规定缺课三次，就作为自动退学处理。因为每次报名抽签时，许多华人都争先恐后来报名，这个学习机会很宝贵，所以我也舍不得轻易放弃。但好几个同学为了保命都退学了。随着纽约市疫情爆发，中小学被迫停课，图书馆也关闭了。我终于逃离了学校。

可我还要上班，工作的宾馆远在曼哈顿市中心，更要在人流最繁忙的中央火车站转车。媒体已经报道，发生多起华人因戴口罩在地铁、巴士中被殴打，甚至被推下铁轨的歧视事件。

我每天凌晨五点多钟就要赶乘地铁去上班。但这个时段还没有到上班的高峰，地铁的班次很少。乘地铁的都是赶早班的非裔、西语裔的底层打工仔，总是把地铁车厢挤得满满的。而我往往是整节车厢唯一戴口罩的华人。

女儿深知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所以千叮万嘱，叫我在通勤的地铁中一定要带口罩、眼镜加强防护。我怕传染，想戴口罩。但又怕遭到蛮不讲理的异族歧视殴打，被推下轨道沟。因此每天等候地铁时都是胆战心惊地靠在站台后墙边。通勤路上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

靠咳嗽药盒躲过群殴

有一天在家里手被划破，去找创可贴。突然看见药箱里有一盒使用过的咳嗽药盒，是以前感冒咳嗽时在药店买的，服用后还剩几粒，就没扔掉。盒子上有一组大大的“12”字样，是12小时只需服用一片的非处方常规药，美国人都能够认识。我灵机一动，何不用这个空盒子去懵那些想找茬的老外呢？于是把药盒装进小塑料袋，放在包里备用。

法拉盛是7号地铁的终点站，人们都习惯在固定的站台上下车。我怕在固定位置乘车，因戴口罩被同车人盯上引起麻烦，就有意每天换不同车厢。同时，我选择靠车厢尽头的角落坐着，以避开人群。因为起的早，已经习惯利用这段时间打个盹补觉。但现在还要戴着眼镜防控病毒，我就只好改变习惯，戴着老花眼镜看手机。

有一天车到中途，车厢很挤。我戴着口罩、眼镜，正低头看手机，突然脚被踢了一下。我以为拥挤被碰到，就把脚向座位底下收进一点，谁知又被踢了一下。我抬起头，面前站着两个怒目圆瞪，胡子邋遢的年轻非裔，活似两尊黑面金刚。一个人凶狠地对我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只隐隐约约听懂最后的“why”(为什么)？” 看到他俩那挑衅的面孔，知道来者不善，感觉他们在指责我为什么带口罩。

我看到他们那肉鼓鼓的，纹着花纹的大手已经捏成了拳头，就像两头非洲黑狮马上要扑上来撕咬猎物。这时候周围所有人都扭头鄙视地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个病毒投毒者。那阵势就像非洲大草原上一群饥肠辘辘的狮豹，流着馋涎欲滴的口水，对着包围圈里无助的鹿儿，准备分享这顿美餐。我清楚地知道，车上既没警察，也没监视器，更无路可逃。只要大拳头砸下，我这把脆弱的老骨头必被众拳乱棒打死。为防疫带口罩躲过了天灾，却死于仇恨犯罪的人祸，岂不成冤魂啦。

我定了定恐慌的心，故作镇静地学着老外的样子，向他俩耸耸肩、摇摇头，然后慢慢地从包里取出那个咳嗽药的空盒子，给他们看了一下。那大大的“12”字样的药盒，所有人都认识。虽然我不会说英语，但我的药盒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不是无病戴口罩的预防者，我只是普通的感冒咳嗽病人，但不是冠状病毒患者哦。他们俩对着我歪嘴笑了一下，我看到那捏得正紧的黑拳头松弛下来了，周围的人也都转过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紧张的空气在狭小拥挤的车厢里，被小小的空药盒悄悄地驱散，使我躲过一次被歧视的麻烦。我低下头假装干咳几声，继续看手机。心想，“空药盒懵老外，是诸葛亮老早就教过的空城计。跟上海老爷叔白相脑子，侬黑赤佬还嫩来！”

女儿当医生在一线抗疫

好不容易熬到3月初，武汉已封城，美国对华也封国，中国人出国如同逃难。同事也历尽艰辛，碾转万里回到纽约。但还要自我隔离二周。我心急如焚，得到他回来的消息后，决定14日辞职，并立即买了4月初的机票。因我还有一个私心，3月24日是我们皇后区长的选举，有位华东师大毕业的上海老乡，也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日同学的尹导先生，首次作为华人挑战区长大位。而我刚入美籍，很想为同胞投一张最神圣的票，过一把公民权的瘾，尝一下主人公的味。

天有不测风云，16日是周一，我刚在人事部办完辞职手续，公司接到市政府通知，为阻挡新冠病毒的流行，纽约餐饮业全部停止营业，区长的选举也暂停了。女儿也慌了神，怕纽约封城走不了。希望我尽快逃离纽约，到她那里去避难。我遵照女儿的嘱咐，高价购买了N95口罩、防护眼镜、橡胶手套和塑料雨衣，准备全副武装乘飞机。女儿还要求我说，飞机上要坚持四小时不吃不喝，不拉掉口罩。届时她会带个垃圾袋到机场接我，见面后立即换掉全部外衣和鞋，才能上她的车。到家后再自行隔离14天。

我密切注意纽约的疫情，但是到月底，纽约疫情大爆发，已经完全失控。女儿所在的休斯顿地区疫情也开始大面积扩散。她在急诊室的工作也进入战争状态，每天诊治大量的新冠病毒患者。这时我看到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新闻，也得知染疫的老年人最容易死亡。更读到武汉电影导演常凯全家染疫灭门，而儿子在英国留学才得以幸免的报道。这一切不祥的消息，不禁使我感到深深地忧虑。

我想到武汉的封城，就是为了阻止病毒的扩散蔓延。纽约虽然没有封城，但疫情和武汉完全相同，都是重灾区。漫长的旅途，无论地铁，候机室和机舱，都是密封的易感染区域，也许坐在身旁的人就是病毒炸弹的携带者。另外。女儿在一线抗疫，虽然她会做好充足的防备措施，但只要头发丝上带回一个病毒让我吸入，我这个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必会中招。最可怕的是，常凯一家灭门的惨痛案例，使我不寒而栗。毕竟瘟疫不是战争中的逃难，需要相互搀扶流浪。瘟疫中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宅家和相互分离，即使不幸染疫过世，至少还有幸存的家人来料理后事。想到这一切，我当机立断马上和女儿联系退掉机票。至于损失的费用，将不惜一切代价，只求活着。

上海阿姨纽约染疫孤独死

我们同楼有位早年从香港来的上海阿姨。已经八十多岁。老伴去世后独自一人居住，子孙都在外州，由政府派人上门护理照顾。她每天在楼底下晒太阳，经常和我在大门口相遇。因为都是上海老乡，也就经常停下来陪阿姨聊一会天，所以很熟悉。

宅家之后，我看到《世界日报》报道，一位独居的华裔染疫在家死亡。尸体抬出的照片就是我们的楼房。我就向大楼管理员询问，得知就是上海阿姨。疫情爆发后她从不出门，是被护理员传染上的。仅仅几天就独自死在家中。她孩子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才报警，撬开门进去才发现早已去世。

疫情下写遗嘱寄深情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在纽约生活，天灾人祸天晓得。我想起坂神大地震时，几个福建黑户口住在“阿爸躲”的木造屋，地震中倒塌引发火灾，全部遇难。银行卡也毁之一炬而人财两空。于是我就开始考虑后事的安排。为了防止染疫猝死，我未雨绸缪地将银行卡、保险箱、电脑的密码都写在遗嘱上发给女儿，并把备用的房门钥匙寄去。

遗嘱上写道：万一我染疫去世，一，电话联系不上就报警，门钥匙已经用胶布贴在大门外擦鞋的地毯下；二，不要来送葬，电话联系有关部门立即火化。因为旅途有感染风险，即使来了也不让看；三，不要建墓地，不用骨灰盒。日后骨灰在女儿驻地附近的海边撒掉。我不想让孩子日后纠结，更不想给子孙后代添麻烦。瘟疫中的遗嘱，虽然冷酷无情，但寄托着老爸对女儿那暖暖的深情。

期待中的2020年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但小冠球却把大地球闹得天翻地覆。唯愿人类早日战胜新冠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