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

James Baldwin的原著让人心碎，尤其是停下来想一想， Tish和Fonny其实多年轻啊。拍成的电影得了三项金球奖提名，最佳女配角给了Regina King，但之前也看到一些对拍这部电影提出批评：立论在为什么要拍一个讲”虚假强奸指控”的电影，尤其是在现在的大背景下。

Rape crisis movement在美国的语境里是有深远的racialized history: 虚假的强奸指控常被用来针对性地攻击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男性。很多私刑（lynching）的发生背景是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跨种族恋爱交往，两厢情愿的关系事后被白人家庭和社区定义成强奸（参见To Kill a Mockingbird），这背后是深远的种族歧视史。前一阵参加督导，大家也在讨论，如何在相信性暴力幸存者的同时，对这一段历史和特定语境保持足够审慎的自省敏感，而当我们服务的幸存者同时展现出一些成问题的种族观念时，如何在提供有效的服务的同时，不去validate那些成问题的观念。

或者说，一方面，即便是racist也是值得服务与支持的，但另一方面，任何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机构和服务者，就不可能在反对一种压迫的同时，对另一种形式的压迫视而不见。我自己也没有形成很好的答案，大家讨论的结果最后落到实践上还是case by case的做法（当然可能很多事情上，最好的办法也就是case by case的做法）。

很多时候想要一个neat answer，发现其实是没有的：做学问没有，相比之下做advocacy好像更加没有。然后看到，即便如此，身边那些人还是在做他们的坚持，在这个过程种，有这样的书，dazzling brilliance with a soul, 好像这样也足够了。

作者： Erin Overbey (The New Yorker)

译文首发于《虹膜》

18年12月3日，《纽约客》推出了特别版的杂志特辑：入选的文章中，就包括詹姆斯·鲍德温1962年的一篇书信体杂文《来自我头脑中某一部位的信》，此文在次年被收入了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尽管距今五十余年，鲍德温有关种族歧视、贫穷和大规模监禁的书写，仍然能引发共鸣。巴里·詹金斯就是鲍德温的现代忠实读者之一，詹金斯曾凭借《月光男孩》荣获201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他的新作《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正是改编自鲍德温1974年写就的同名小说。原著和电影都聚焦在蒂什和芬尼这对年轻的美国黑人情侣身上，芬尼被诬告并定罪，两人携手竭力对抗世界的不公且坚守他们的底线。

《纽约客》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詹金斯，跟他聊了聊新片以及鲍德温对他的影响。

你最初接触到的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是什么？

《乔凡尼的房间》、《到高山上去宣布》（又译《向苍天呼吁》）、《另一个国家》——我最早读的都是他的小说。其后，又开始读他的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电影评论集《游手好闲》（译者注：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 to do为一句谚语，意译为——游手好闲，造恶之源）。这些作品塑造了我对鲍德温的认知，直到我读到《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

第一次读《下一次将是烈火》的感受如何？

《下一次将是烈火》其实是我的某位前女友交到我手里的，所以我不得不翻开——她跟我说我「必须」读一读这本书。《下一次将是烈火》给我带来的感受是振聋发聩的，鲍德温如此直率地描写出了一个还未消失的美国，以及我那时所处的环境。我一直十分钦佩鲍德温的诚挚——在描写我们身处的社会和政府的体制这一层面，他一以贯之地，为被剥夺了正当权利的美国黑人书写故事。

鲍德温显然希望人们能更开放、更直爽，并不仅仅是种族问题上，也关乎爱和性。

鲍德温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对自己的性欲及性取向开诚布公的作家。非常坦白，且实事求是。我喜欢《比尔街》的原因就是，他非常清楚「不一样」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蒂什和芬尼的孩子是未婚先孕；蒂什还是一个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孩。鲍德温对于这些情节直言不讳。我认为，这种描写是鲍德温为了对抗性压抑。对于这些角色情感和经验的丰富刻画，甚至都有点激进了。这些内容可能是令人不适、或骇人听闻的，以致角色显得出离现实。但一旦你回过神来——以鲍德温的口吻来说——你就知道这其实讲的是人性堕落的一面。而且，我认为，通过对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或的扎实描写，鲍德温是在展现角色的完整人性。

对于鲍德温那个时代的作家来说——一切似乎都出于危险之中，随时都可能有摩擦和炮火——坚持书写这些元素，探讨性欲，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持续关注平权运动？把书写得简单干净、适合所有年龄段读者阅读不好吗。鲍德温的反应大概是，「见鬼去吧！」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关于（性）的认识和对种族隔离、体制不公的了解同样重要。

接触到《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是什么契机？

是一位朋友大概在2010或2011年拿给我看的，她大意是说，我必须看，因为这本小说里有电影的影子，而且我是完成改编的不错人选。我对于这种话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出。但当我真正开始读的时候，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蒂什和芬尼之间的爱是那么纯粹，让我非常感动。这本书也拥有鲍德温散文中标志性的愤怒情绪和社会批判，它很好地融合了小说笔调和随笔表达。

《来自我头脑中某一部位的信》中，鲍德温提到了他的恐惧，当他父亲「意识到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白人男孩能做的所有事，以及我全力地想证明自己可以。」这篇文章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有缺陷的刑事体制——《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中，芬尼因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监狱。

对，而且《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是1974年出版的——今天看来更为震撼人心，因为体制充满了蝇营狗苟：那些年轻人是体制的牺牲品且被要求按照规定行事。体制目标是为了巩固体制。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了克里夫·布劳德，那个被指控偷了背包的纽约男孩，他被关在雷克岛监狱三年，多半是单独拘禁。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自杀。

有意思的是，史蒂芬·詹姆士（饰演芬尼）曾说，他在揣摩这个角色时，曾竭力去描摹体会克里夫·布劳德的可怖遭遇。鲍德温透过这对无辜情侣的苦难，去揭露大规模监禁体制的黑暗。这本书第一时间打动的我是蒂什和芬尼之间的爱情——但同时它也是关于爱是如何被摧毁的故事——当芬尼陷入体制陷阱的时候。

影片最长的一个镜头是，芬尼和已被监禁的朋友丹尼尔之间的一段对话。

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孩子总被告知自己一文不值，而他们周遭的一切都在证明这一点。」丹尼尔就是这样的孩子。他成长的环境就灌输给他这一观点，而体制更是雪上加霜——你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可以对你任意处置，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出路。我们很早就决定这一段内容应该出现在影片中段的位置——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蒂什和芬尼这对情侣的情况后，其他角色就该适时出场了，观众得以知道芬尼将会面对怎样的折磨。

简单来说，这类对话可能常常发生在年轻黑人男孩之间：「嘿，最近过得怎么样？」「挺好的。」如果对话继续，可能是，「挺好的，而且…」再继续，可能会变成，「挺好的，但是…」最终可能会是，「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将对话进行到最后阶段，除非我们需要露出伤疤。而在芬尼和丹尼尔之间的对话中，鲍德温提供了非常生活化的经验，让你能感同身受。

两人谈话时的配乐是什么？

是迈尔斯·戴维斯的《绿中蓝》。这首歌是《泛蓝调调》那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播放这首歌时，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会播放这种爵士乐？听起来就像某种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但这是我听过的最哀伤的爵士乐！丹尼尔虽然自揭伤疤，但他也已经能坦然处之了。《绿中蓝》不仅是留声机播放的旋律，更是丹尼尔的心声。

《来自我头脑中某一部位的信》中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是关于爵士乐的描写。鲍德温写道，「所有的爵士乐，尤其是布鲁斯，总有些尖锐的、讽刺的，乃至庄重的、意义双关的调调。」歌曲似乎有两面性。最欢乐的歌出现在伤心之地，而最哀伤的歌跳脱于欢乐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中用了大量的爵士乐。影片从罗曼蒂克的幸福时刻急转直下，到创伤过后的惨境。有时候，欢乐的事情事实上并非那么欢乐，而听起来哀伤的事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哀伤。这得取决于具体感受，以及演奏者投入的能量。

《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和《下一次将是烈火》另一个共通的话题是消极的自由主义——鲍德温发出提问，如果偏向积极，应采取何种行为？

这就是我们塑造海沃德这个律师角色的原因，他比小说里年轻十岁。他是一个初出茅庐、少不更事的形象，大体是个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所以除了随大流，他还做了什么呢？蒂什和芬尼进入他的生活后，他开始思考一味随流的后果？会有多少「芬尼」的命运因此改变，如果有人像他一样开始肯定他们的价值。

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加了一段小说中没有的剧情。尝试表现出他实现了鲍德温认为可能的转变——从消极变为积极地信守自由主义。但这个桥段最后被剪掉了，因为这样的呈现可能会让人以为在芬尼身上的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是任何人的错——时局就是如此——我认为鲍德温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同谋。

The pace is extremely slow. The first forty minutes just tells one thing: two lovers are going to have a baby. The non-linear structure, or the flashback way is just unnecessary in this movie, making it rather chaotic. It is a pity that Barry Jenkins did not make any progress in the last few years.

《比尔街》的海报色彩明丽，男女主人公额头相抵，一派温情脉脉。 绝不要被海报骗了！ 这绝对不是一部温情、文艺、小资的影片。 明黄色调看似浪漫温馨的爱情背后，是男主蒙冤入狱，归期无尽；是女主十月怀胎，依然忍痛工作；是两个家庭想尽办法筹钱，找律师营救男主出狱。 导演仿佛深深体会到了黑人生存的困境，他不忍心血淋漓的把它用刺耳的警笛声、监狱暴虐的殴打声直接展现出来，他想尽力多留存些温暖。 于是，悲凉、无奈的背景之下，男女主的相处、爱情就成了生命中最靓的风景。 他们雨中漫步，小红伞下两人紧密相偎。 他们一起看房子，想象未来的家，想象沙发、冰箱、火炉的位置。 他们一起回忆儿时两人春节友爱的浴缸嬉戏。 他们一起面对白人警察的专断、强横，互相护着心上人。

一切都在向着既定的轨迹运行着，不出意外的话，男女主（邡宁和蒂什）会结婚，孕出可爱又坚强的小生命。

偏偏在这时，之前得罪过的白人警察险恶地有意误导一位被侵犯的女子指认男主邡宁是强奸犯。男主锒铛入狱。

为了营救男主，女主蒂什和双方家人各种筹钱，找律师，看望并安慰男主。

可是，最终依然没有结果。

男主刚开始对女主还能爆发诉苦，诉说那些非人的日子，请求快点将自己弄出去。时间长了，渐渐地，男主也不再有这样的奢求。

男主日子难过，女主日子也不见得能好多少。

多少次女主因怀孕而腹痛难忍。多少次深夜噩梦降临。多少次梦中相遇，却只能眼睁睁再次从身边被带走。

如此煎熬没有盼头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呢？

未来一片灰暗。考不了对未来的想象，那就靠回忆吧。

女主濒临崩溃时，之前相处的点点滴滴便会自动涌上心头。那些相处，那些温存，那些恩爱，一点一点全是冲淡悲伤的良药。

监狱里的男主日子更不好过，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折磨黑人，逼迫黑人做各种非人的事。男主要怎么熬过来呢？

恐怕同样是回忆了吧。

故事结尾，女主带着儿子来看望男主，男主依然在狱中，不过眼神中多了一些经历与沉稳。

不是所有故事都是大团圆结局。这才是生活。

电影可以是乌托邦的艺术幻想，也可以揭示生活的惨淡。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我更能体会到的是，

不管生活有多操蛋，永远永远不要放弃，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爱人，为了你的家。

这才是平凡生活中凡人的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羁绊，可以是一切一切的美好字眼。

这股力量是深深根植于内心深处，如岩浆一般缓慢流动但是温度极高威力巨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外化出来，就是坚持活下去，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生活，既然避无可避，那就来吧，我准备好了，接受生活的迎面痛击，鲜血淋漓。

这些年来看的影片不算多也不算少，渐渐的越来越喜欢这种内心深处的力量。

唯心内流淌岩浆，才能眼神清明，步履坚定。

去年，奥斯卡破天荒地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与《绿皮书》在美学、情感和道德上大相径庭的《月光男孩》，今年《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在奥斯卡只收获了最佳女配，但这部片子我觉得是所有黑人题材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巴里•詹金斯把詹姆斯•鲍德温的原著小说中对爱的赞美，对家庭、社会和谐的渴望以及希望黑人与白人和平共处的渴望的主题完美嫁接到了《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这部影片中，难能可贵地是他并未刻意煽情地刻画黑人遭受的苦难，而是选择平静地讲述黑人面临不公的社会现实，即便是芬尼惨遭冤狱之苦，一家人也没有采取极端报复的暴力措施予以回应，而是理性地将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诉诸法律手段，商讨营救方法，聘请白人律师海沃德为芬尼做辩护。海沃德律师这个角色在电影中戏份减少了，原著中海沃德律师在营救芬尼的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权力机构和芬尼父亲强烈不信任的双重压力之下，海沃德律师统筹全局，带领蒂什一家分工协作，为营救芬尼各自努力着。这个角色在电影中戏份的减少很可惜，可能导演有意要将这个角色的光环加诸在租房小哥的身上，这也间接反映了导演主张用爱化解矛盾的愿望，而租房小哥的一番话使得这种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影像和文本依然可以看到王家卫的影子，《月光男孩》拿了奥斯卡金像奖后，导演不只一次在公共场合表达过对王家卫导演的敬意，在《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中，无论是摄影还是美术抑或文本，都能强烈感受到王家卫对巴里•詹金斯创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里•詹金斯的电影是王家卫电影美学在太平洋彼岸的超远距离水漂。

前年《月光男孩》拿到奥斯卡后，79年生人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沉寂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它携《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卷土重来，成了颁奖季的大热门之一。《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改编自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同名小说，事实上自鲍德温1987年过世后，其家人就不愿意开放鲍德温小说的改编权，导演巴里詹金斯甚至是在还没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小说进行改编，那个时候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圈打工仔，尽管他一直怀抱电影梦，长片处女作《忧郁的解药》（《Medicine for Melancholy》）也入围过大大小小的影展。

5年过去，他意识到应该要做些改变，下一秒就买了一张去布鲁塞尔的机票，用4天时间写了40页《月光男孩》的剧本，之后他飞到柏林，4周搞定《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的改编剧本。这一点跟詹姆斯·鲍德温很像，后者最重要的作品也都是在远离美国的巴黎创作的，有时候“距离”对创作者而言非常重要，你需要一个outsider的角度去表达局内人看不到的东西跟情绪。妙的是，鲍德温的家人正是看了成本仅1.5万美元的《忧郁的解药》后，决定赌一把并回应了巴里詹金斯改编的请求。电影本月11号全美公映，从目前的imdb7.8，烂番茄95的情况来看，改编还是相当讨喜和成功的。

很多人会把詹姆斯·鲍德温（下面简称JB）定义为20世纪最重要的黑人作家（nigro writter），老实讲不是很爱这种归类，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在形容一个男性作家or白人作家的时候是不会用上类似前缀的，虽然我知道这么定义的人也只是惯性思维在作祟。JB本人非常抗拒被贴上“negro author”的标签，而且他并不愿意被黑人自带的属性和话题限制住，他想要恣意地写任何人、任何东西，只要是存在描述渴望的。

詹姆斯鲍德温

JB说：“People invent categories in order to feel safe. White people invented black people to give white people identity…Straight cats invent faggots so they can sleep with them without becoming faggots.”（人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类别 好获取安全感，白人发明了黑人[这个类别]来定义白人身份…直男则发明了娘娘腔，这样他们就能冠冕堂皇地跟娘娘腔们上床，而无需冒“成为娘娘腔”的风险）人需要方向，所以就有了JB所说的各式各样的参照物，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某个群体，摆脱孤独的命运，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极度荒谬的，这种霸道的归类法为“歧视”提供了便利的管道，每个人生来就是unique的个体，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歧视他人呢？所谓的优越性本质上由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硬指标驱动，谁掌握统治权、控制话语权，谁就赋予自身优越性。

导演巴里詹金斯把JB以及他的作品视作生命中的私人学校（personal school of life），除此之外，JB的语录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也属于一种流行的存在，影响力可见一斑。JB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纽约哈林区（黑人街区），虽然今天的美国仍然存在种族歧视问题，就像Trevor Noah在脱口秀上讽刺的，黑人仅仅是don’t wanna die，但还是会莫名其妙被白人警察干掉；2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程度可想而知，JB在10岁的时候就遭到2名纽约警察的嘲讽和虐待，之后类似情况变本加厉。不仅白人忍受不了黑人，黑人在日常中也对跟白人的正常交往感到不适，JB念书时白人老师曾到家中拜访，这引起了继父强烈的恐慌，JB在书中把这场遭遇称作是“前所未有且令人心慌的境况”（unprecedented and frightening situation）这些都让JB感到心力交瘁，自由的灵魂偏偏受尽了束缚和羁绊。为了逃避祖国的高压，24岁那年JB远走巴黎，渴望种族压制不那么严重的欧洲能还他自由。

24岁前在美国度过的时光，可谓悲喜交加。JB有很多兄弟姐妹，加上父亲早逝母亲后来改嫁，继父也不富裕，还反过来把对社会的怨气转移到聪慧早熟的JB身上，后者只能到书中和戏院去寻找庇护，从而构建起自我的精神堡垒和屏障，之后更是爱上了写作，从此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由于继父是牧师，JB童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堂中度过，前者希望JB长大后能子承父业，但JB在教会呆越久，越觉得那些牧师是一群伪善的种族主义者。如果说远赴巴黎是一次大逃亡，那脱离教会约束则是JB对父权的终极反抗，他脱离家庭的保护，在格林威治村颠沛流离，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并因此结识了同样年轻的演员马龙····白兰度，两人后来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这其实已经冥冥之中看出JB非常善于社交，情商很高，同时就像他说的，黑人还是白人，他才不在乎咧）。19岁，继父亡，葬礼当天正是JB的生日。之后他曾在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being in pulpit was like working in the theatre. I was behind the scenes and knew how the illusion was worked.”对JB来说，在剧院打工和在教会形式大同小异，都是幕后工作，并对幻想的产生过程了如指掌。

后来的巴黎旅居岁月于JB，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色彩，他不仅建立起了“豪华”的左岸社交圈，认识了一大票艺术家朋友，包括在事业起步期给予他很大支持的著名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题外话，两人后来决裂了，因为JB发表了一篇名为《evertbody‘s protest novel》的论文来抨击赖特的著名小说《Native Son》,后者顿时觉得遭到背叛，当然JB自己认为他只是就文论文，不存在人身攻击）、歌手保罗罗伯森（Paul Robeson）、舞蹈家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等，其中很多跟JB一样是美国人，都是受够了国内无止尽的种族歧视跑到欧洲呼吸自由空气；还扎实了作家身份，确立了横亘至生命尽头的码字生涯。

理查德赖特

歌手保罗罗伯森

舞蹈家约瑟芬贝克

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部非常法国非常罗曼蒂克（尽管结局是哀伤的）的同志小说《乔凡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彼时JB 32岁，处女作《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已经收获了不俗的评价，虽然名声不大，但已是文坛冉冉升起的Supernova。

《乔凡尼的房间》无异于一颗深水炸弹，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首先是它的题材涉及同志，要知道LGBT社运60、70年代才开始，JB的这部小说发表于1953年，遥遥领先于时代，可以算是欧美耽美小说的滥觞了；

再来说它的身份设定，全部主人公都是白人（这种全白人阵容 的设定在JB后来的作品中再也没出现过），一个黑人作家去写白人的感情？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议，里外都得罪了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JB义无反顾听凭内心的声音写下去，这样的勇气让人佩服，就像他说的，性和种族向来是纠缠在一起的（sexual question and the racial question have always been entwined），如果美国人想理性处理种族问题，那在性的问题上就必须达到成熟的处理态度。他反问：“一个人去写种族（相关的主题）怎么可能绕过性？”（How，in fact, can one write about race without writing about sexuality？）所以干脆一次性向读者投掷出两个颠覆性的的议题，正如他一生的写照：不断去打破文学和社会政治上强加的刻板印象和边界。

詹姆斯鲍德温看詹姆斯鲍德温

这本小说的出版之路也是困难重重，一开始美国知名的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后被兰登书屋收购）揽下活，他们强迫JB改成更女性化的标题，被拒绝后，出版社再度施压，傲娇的JB直接换了一家叫做Dial Press的小出版社出版，保住了创作上的自由。

看到这里大概有人要问了，JB的性取向？是的，JB在青少年时期就清楚自己是同志，也没在怕的。作为一个少数中的少数，JB采取的不是畏畏缩缩的态度，反而一直在告诫大家，别被外界的声音干扰。JB的感情史比较谜，文字记载，他曾经和一位名叫Lucien Happersberger的17岁少年坠入爱河，三年后Lucien结婚，给JB留下巨大的感情创伤。Lucien 2010年在瑞士去世。

除了文字上的成就，JB在上世纪美国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中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和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民权运动大佬都有交集。1963年JB参加了后来载入史册的华盛顿民权游行，和另外25万人齐聚林肯纪念堂。在这次游行的结尾，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最著名的16分钟演说。虽然JB后半生几乎都在南法度过，但美国才是他真正的精神原乡。

《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算是他比较晚期的作品了，内容探讨的议题很沉重，读的时候内心之绝望数度让我想到《杀死一只知更鸟》，但JB的文笔并不是咄咄逼人的风格，它的温柔让小说充满了不可描述的感伤，电影版本很好还原了小说的氛围跟感觉。JB 1987年因胃癌去世，在《乔凡尼的房间》英文版扉页上JB引用过惠特曼的一句诗：I am the man；I suffered，I was there.”跟美国各大媒体精心撰写的讣告比起来，似乎这句诗才是总结JB一生的绝妙之笔。

Ps 资料参考来源：wiki、TIME、《Giovanni's 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