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

这部片子应该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好玩的一部文艺片

来说说怎么个好玩法吧

首说片名

这部电影的片名之所以叫“大佛普拉斯”，是因为导演黄信尧之前拍过一支短片叫“大佛”，现在片子加长了，干脆像iPhone一样加个plus，所以“大佛普拉斯”的名字就这样来了。

导演还说，“片名有英文听起来比较有国际观。”

这也是相当调皮了。

再说手法

一部好玩的电影，自然少不了一颗“调戏观众”的心。

惯用的套路就是让剧中的人物直接对话观众，带来戏剧性和喜剧感，这样俗称打破第四面墙。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都能见到，像《纸牌屋》、《死侍》、《麦克白》等等。

这部电影同样也有，但是更多的，是靠导演完成这波操作。

影片开头就开始了，导演口述完电影的制片、出品等等，然后念起了旁白：

在电影的放映过程中，我会三不五时出来讲几句话

宣传一下个人的理念，顺便解释剧情

请大家慢慢看，就先不打扰，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再出来

相当清新脱俗。

后面有很多导演开车（就是那种开车嘛……）高能时刻，建议拿个小本本记录下来。

最后说画面。

说来也巧，本片作为第54届金马奖的宠儿（10个提名，5个获奖），与上一届的金马奖最佳影片《八月》一样，绝大部分的画面都是黑白的。如果说《八月》是靠黑白的画面表达对旧时光的一种怀念，那么《大佛》中的黑白则是为了烘托本片的核心主题，即——有钱人的世界才是彩色的。

当明白这个主旨之后，再看着这部黑白电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部电影讲的是穷人的世界。

看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给导演这个构思点个赞，既高级又有趣，既深刻又浅显，当真牛逼。

还能借助黑白画面，制造一些爆笑的梗。

所以本片更值得玩味的点便是，既然一个关于穷人们的故事，影片却丝毫不悲观，不消极，反倒是十分可爱。

影片中有这样三个社会底层的人物：

捡破烂的肚财，兼职送葬队鼓手的门卫菜埔，流浪汉释迦。

从左至右：释迦、菜埔、肚财

这三个角色设定，基本已经是底层得不能再底层了，但在他们三个人身上，鲜有那种底层人员的心酸，反倒是每个人都流露出一种可爱的特质。

肚财维持生计的办法就是捡破烂，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每天在便利店关门的时候，拣几份快要过期的便当和菜埔分享。他过得确实窝囊，低声下气唯唯诺诺，唯独在菜埔的门卫室里却是趾高气昂盛气凌人。他最可爱的地方在于，纵然生活已经潦倒到这种地步，却还是保有一个爱好——夹娃娃。

菜埔呢，一看就是那种好欺负的人——鼓敲不好要被揍，在厂里也没少受老板的责骂，面对肚财也是言听计从，想找叔叔帮点忙还要被套路走一副眼镜钱……面对这一切，菜埔也没多少埋怨，逆来顺受。

但是这样的倒霉蛋，时不时还会蹦出一句可爱得要死的冷笑话。

肚财问：人有钱人出来社会走跳，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你后面有什么？

菜埔说：凤梨、芭乐、香蕉。

释迦就更不用说了，长得就一副可爱的样子。

他没有故事，不知道从何而来，只是有一天忽然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整部电影里头，释迦有且只有一句台词，那就是“逛一逛”。

与这三个人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家黄启文。

开着宾士（奔驰）车，玩着不同的女人，在政界也是左右逢源。他的彩色世界是肚财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只有在深夜，偷偷打开宾士车的行车记录仪里的记录，去想象有色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黑白和彩色，底层人士和成功人士。影片用对比的手法，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世界。

影片后边，有句旁白说道：

那一年的台南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肚财的丧事，一件是护国法会。

这似乎是一种穷人的幽默，但笑过之后，你会觉得很辛酸。

一个是几乎无人问津的丧事，一个是全国瞩目的法会，明明是两起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事，却在电影里被放在一起，这样的戏码，永远只能出现在电影这个世界里。

这类苦中作乐的戏码在电影的其它地方比比皆是。

譬如在肚财的事故现场，肚财尸体的位置警方做了标记。

这明明是一件挺叫人伤心的事。可电影是里这么说的：

他是幸运的，起码死后还留下个形状。

甚至连配乐都显得那么地轻盈，似乎肚财的死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不过细想这仿佛又是生活的真相，对于这类人来说，很多时候即便死了，也永远无人问津。不会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哪死的，死了之后又能留下什么。

肚财生前吃过的唯一一顿饱饭，甚至还是在临死之前。

所以，肚财死了，或许真的算是一件好事。

导演就是用这些机灵而又诙谐方式攫取观众们的好感和注意，再用自嘲的口吻去叙述几个社会底层人士的生活和命运。

不卖惨，不呻吟，不讲鸡汤，最后，再用一句台词，击中所有观众的内心。

片尾的菜埔来到了肚财的住处，在此之前，从没有来过这里。

当时的菜埔发现，原来他对肚财其实知之甚少。

当菜埔坐在肚财的飞碟里，里面堆满了肚财夹来的娃娃，还从杂志里剪下来贴在飞碟顶部的性感女郎图片，那一刻，菜埔在想那个平常只能欺负他的人，现在跑去那里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对肚财竟然这么陌生。

于是便有了这句台词：

我想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的内心世界。

所以，即使全片糅合了悬疑、喜剧、性、社会、孤独等等许许多多的元素，但我想，这最后这一句台词证明了，这绝对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艺片。

这样的文艺片，叫人怎么能够不喜欢。

鉴于本片还是挺荤的，内地估计是没法上了

所以我把资源放在公众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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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观音》一起服下味道更好：

传送门： 三个女人一台戏，戏名就叫《血观音》

去年的电影界，堪称华语片盛宴。

一部《芳华》足以慰藉我等小心脏。

一部《妖猫传》更撩拨得人心花怒放。

但在如此盛大的华语片大年夜，也难以掩盖这个黑白小片的光芒——

The Great Buddha+

《大佛普拉斯》

去年的台湾金马奖，让它出尽了风头。

十项提名领跑，一举拿下五项大奖。

最佳新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原创歌曲

撩了很久，终于在春节期间等来它。

这个节点配合着热闹的春节档，让人心里很是五味杂陈，这位大哥就呐喊出了我们的心声——

「干！这片要是放在春节档我会刷十遍！」

《大佛普拉斯》，一听这名字就是好片的调调。

这其实是导演黄信尧的短片《大佛》的加长升级版。

14年，《大佛》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短片。

当时担任评审的《一路顺风》导演钟孟宏，一眼相中，觉得此短片骨骼精奇，一定得抻成长片。

钟导不止嘴上说，还亲自干活儿，为《大佛普拉斯》掌镜，将大银幕监制处女秀也献给了此片。

短片叫大佛，长片也叫大佛岂不是区分不开，正好当时iPhone6 plus上市，导演想，我这也是升级版，就叫大佛plus吧，音译过来就是大佛普拉斯。

就说这名字叫起来怎么这么朗朗上口。

片子几乎通体都是黑白色调。

呈现了三个屌丝、一个富商、一尊大佛的故事。

富商（戴立忍饰）包了个活，为即将举行的护国法会制作一尊大佛。

他的厂子里有个值夜班的老保安，叫菜脯。

菜脯有个好朋友，靠拾垃圾为生的肚财（陈竹昇饰演）。

肚财还有个无业游民朋友，叫释迦。

△后面那位

这三人属于边缘游民，活着没人管，死了没人知道。

菜脯只有肚财这个捡垃圾的朋友，肚财经常去佛厂找他，吃晚饭，看色情杂志，看电视。

这天，他们仅剩的影像娱乐，电视机坏了。

两人吃着过期的咖喱饭，无所事事，肚财想起听人家说有钱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于是怂恿菜埔去偷老板的行车纪录仪，看看有没有养眼的东西。

果然一看，人家有钱人的世界就是彩色的。

他们从行车记录里，偷听到了老板和各色美妞的羞羞声音，很是劲爆。

友情提示：千万记得私下观看，谁能懂我本着欣赏艺术片的心态，大摇大摆欣赏，却被父母听见不可描述声音的尴尬

△此段堪称2018华语最大尺度车震

行车的景象，搭配不可描述声音，这种视听错位很是新颖。

导演选取行车记录器的用意在于——

「行车纪录器很像一个虫洞，因为他连结两个异世界，行车记录器的影像是车外的公共空间，声音却是车内的私密空间，但是观者却不知道空间内的人在做什么，形成了有趣的风景。」

影片只给了行车记录的画面以彩色，其他均为黑白色，用色彩描绘阶层区分，反讽十足又诙谐有趣。

新颖的还有导演的画外音，他保留了自己做纪录片的习惯，在讲故事的时候，不断出来“骚扰”观众，给观众讲解。

这种时不时的“破坏”，为影片更增添了荒诞的趣味。

如此黑白影像却能带来妙趣横生的惊喜，上一次还是在《唐皇游地府》中见到。

讽刺社会阶层的影片比比皆是，《大佛普拉斯》另辟蹊径，它所渲染出的感情也是新奇的“清淡浓烈”。

它用平静的情绪来吊出我们的浓烈观感。

片中描述的阶级分层并没有苦大仇深，也没有小人物翻身做主的励志，直接是“认命”。

因为——

「社会常常要讲公平正义，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没有这四个字，毕竟光是要捧着饭碗就没力气了，哪儿还有力气去讲这些有的没的。」

眼下的生活就已经重负不堪，像菜脯、肚财、释迦这样的底层游民，根本无力去翻身。

一旦越界，他们就连最底层的生活都保不住。

肚财和菜脯偷看了老板的活色生香，就是越了界，他们意外看见，老板杀死情人的一幕。

△注意，老板在杀人途中脱落的假发，显示出他的虚荣和悲哀

情人的尸体被扔进大佛里。

所谓有钱人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

而穷人则是三分靠死撑，七分靠运气。

老板背景雄厚，即使警察怀疑到他，也无奈放人。

肚财的运气就很不好了，“意外”发生车祸而亡。

这是几个人的故事，贯穿片中的大佛，让他们上升成了众生百相的一幅浮世绘。

影片结尾，盛大的护国法会开始。

众多僧侣向大佛诵经吟咏。

但这时，佛像里却传来了阵阵敲击声。

是老板的情人复活了吗？

是佛让人复生？

这个超现实的结尾隐藏了导演对宗教的反思质疑——

「整个戏院一片黑暗，听着声声厚重的敲击，您不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叶女士（情人），我们都被封在大佛腹中，那一声声撞击，不就是我们自己发出的吗？」

看过导演的解释瞬间细思极恐。

无论社会如何分层，不论贫富贵贱，众生皆解脱不得。

在台湾，佛教盛行，导演想以此打破人们将困窘依托于宗教的“一厢情愿”。

片中老板在和美妞云雨时，美妞让他喊自己“puta“，这是西班牙语中贱人的意思，巧合的是，budda与其发音相似，却是佛陀的意思。

贱人与佛陀，天差地别，还是佛的肚子里，装着解脱不得的贫贱众生呢。

不单是静物大佛，流浪汉释迦，从名字就可看出，是导演对佛的具象描绘。

释迦只有一句台词，其余时间都是沉默，他一个人居住在海边破败的房子里，他比捡垃圾的肚财还游民。

他像是一个与世界割裂开的旁观者，没有比他再游离孤独的人。

这或许是导演想要告诉我们解脱的办法——

自我品尝孤独，不再尝试破解孤独。

肚财他们还在抓着最后一点生活，而释迦达到了最高境界，他已经不再试图破解孤独。

肚财死后，菜脯去了他家。

这是第一次有人来到肚财的家。

都以为拾垃圾为生的家，应该是破败不堪，可肚财的家里却藏着一个太空舱飞碟，里面堆满了他平时抓的娃娃。

想起肚财曾说为什么爱抓娃娃——

「因为夹娃娃很疗愈啊。」

一时之间，情绪被轰得很满。

即使周遭破败，原来他一直都在抓着最后一丝“疗愈”。

可几乎无人感知的死去，他依旧没能逃得开。

即便是他的好友菜脯，也是在最后才发现，这个总给他带过期便当的肚财，内心也有无限宇宙。

「虽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类可以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但却没办法看穿每个人心里的宇宙。」

人与人的隔膜，就是如此。

众生皆苦，众生皆孤独。 众生皆苦，众生皆孤独。

文/固力果

如果不是去年3月份自驾环台湾岛，我不会相信《大佛普拉斯》里底层人的生活条件会是那么简陋。

事实上，不仅仅是东部的花莲和台东这种区位导致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荒芜了大量公路两边的住宅和商铺，即使是台中这样文化地位较重的城市，也缺乏经济活力，更不用谈基础建设了。在台北，普通上班族家庭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往日的光鲜——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自家的房子空出一间出来做民宿赚外快。

太平洋上的“宝岛”，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叠加，在国际上无法为自己发声。

台湾，就是影片中所有女性形象的合集。没有完整的姓名，只有——叶女士、Cindy、Puta或者Gucci这样的指代；性（政治）上没有主动权，甚至没有正式的交合地点，只能在野外或者隧道临停角落的Benz里；向往着美国，但没有能力抱紧美国的大腿。

能离开的人都离开了台湾，不能离开的人在这里行尸走肉，逐渐麻木，对外面发生了什么（政治）逐渐麻木，本土小士多Savon和Seven傻傻分不清。

台湾，也是影片中的流浪汉释迦，名字模糊，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流浪。即使是流浪者，也尽其所能将自己的住所整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

情欲，仅仅是“精英”的游戏，对底层人们来说只是劳作之余后的八卦话题，底层人永远只能通过行车记录仪听到和脑补，只能通过丢弃的杂志看看，在他们的生活里，性是不存在的。

影片表面上谈的是性，实际谈的还是政治。

至于大佛和法会上唱诵的《金刚经》，应该是导演的私货——表面上的法相庄严，实际承载了多少不堪，《金刚经》里对有无的论证和五浊恶世贪嗔痴盛行也是一组讽刺吧。

说来说去，也还是政治。

大多影视工作者说到底还是中产，如果没有真正在底层生活过，对小人物的刻画往往流于表面，或者总是带着自上而下的怜悯姿态，因此刻画出来的底层世界往往阴暗悲惨。面对这些悲惨也总是一副严肃的面目。

《大佛普拉斯》之所以特别打动我，是因为导演看小人物是平视的，而且充满爱意，所以他才能那么放松地戏谑。他刻画的底层世界自有一套法则，里面的人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按照这套法则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所谓“苦难、贪污、社会阴暗”那些大问题，虽然每分每秒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左右着他们的命运，但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去关注。

有一处细节让我特别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视角。肚财被警察抓捕之后，误会解开了，警员放了他，临了还不忘给他一个便当，让他带回去吃。在小地方生活过的人是知道的，熟人社会，邻里街坊，即使立场不同（你是警我是匪），也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可能只记得你是一起上幼儿园的伙伴。导演本来就反对媒体叙事中“警察大斗嫌疑犯”这种过分戏剧化的呈现，他想展现的是这个小世界自然的秩序，甚至是其中零星的温柔。

便当拿回去吃

导演的平视也可以从他的旁白看出。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和主人公一样通俗的、插科打诨式的语言。他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浑然一体，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同情劳苦大众的感怀，而是一种工友聊八卦式的描述。比如：

这个工厂大家都很关怀对方的老母

再比如导演嘲笑警察的镜头，“我们的影像不像警方那样晃来晃去，毕竟拍片是我们的专业，晃来晃去的摄影师，早就发一个便当让他回去了。” 这种表述很贴合主人公的逻辑，就像主人公觉得拍黄色杂志的摄影师应该得诺贝尔摄影大奖。要知道有好多大片还故意花钱做出那种晃来晃去的特效，因为看起来“自然”。但在门外汉看来，这些造作的“艺术风格”不过是技术不过关而已。导演的旁白借用了小人物这种天真朴素的视角，来尽情地嘲弄知识分子，让人忍俊不禁，又因为带着一种间离和陌生化的效果，反而让大家觉得旁白（和小人物的观点）大智若愚。

最后就是一些对白和情节的巧妙设计，让每一个小人物的形象变得极其鲜活。我想，如果导演没有因为拍纪录片或者其他原因和这些人真正生活在一起，是捕捉不到这种细节的。比如片子最后肚财的葬礼，大家居然找不到一张肚财的照片，最后用了警察抓人的画面。看到这里，本来泪水涟涟的我差一点没有笑喷。仔细一想，又觉得不能更真实。农村里老一辈的人，本来就是要到年纪大了临死才会想到要拍遗照，像肚财这样意外横死街头的穷苦人，怎么会备好照片呢？

再比如肚财和菜埔发现老板天天风花雪月，感叹老板真是好身体，最后评价一句“身体有在练”，差点没把我笑死。

听起来大智若愚的小人物

导演刻画的这一批小人物，虽然生活艰险，却从来没有声泪控诉，反而有一种安于天命的平静。比如肚财感叹启文老板好命，有留学，又有钱有势，还有漂亮的老婆，菜埔却只说了一句有钱又怎么样，一天还不是只吃三顿？

这份安于天命的平静和“豁达”，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自我安慰，让人心疼，但这却是菜埔等人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这些人身处苦难却不自知，也不怨天尤人，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的苦命而感怀，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种“本分”更让人心酸呢？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嘉年华》，也是我很喜欢的片子，也刻画了很多小人物。但单就小人物刻画这一点，我似乎更喜欢《大佛普拉斯》一些，原因就是导演对小人物的平视和爱意。《嘉年华》里也有很多小人物，比如成天跳舞不关心女儿的妈妈，比如害怕生意被毁的酒店老板，比如小混混小健，他们都被生活摧残地变了形，被迫成为了“恶”的一部分，成为了“恶”的帮手。但这些人除了悲惨以外，缺乏可爱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他们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停留在“抱不平”的阶段，停留在对“恶”的愤怒上。《大佛普拉斯》比“抱不平”更进一层，是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这份理解依然有对不公的愤怒，但更平和，也更有悲悯意味。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总是不自主地想到爷爷奶奶的村庄，村民有善良淳朴的一面，但家长里短吵起来但时候，也有丑陋的一面。他们生活艰难却依旧平静地活着，经历每一天的喜怒哀乐，插科打诨。我想，导演对这样的世界有一份和他们站在一起的理解和关怀，所以才能在这个外人看来悲苦的世界里，注入了那么多爱，那么多温柔。比如肚财放满娃娃的床铺，比如那户给肚财夹菜、给犯人做饭的人家，甚至释迦身上穿的这件衣服，都赋予小人物以尊严，写满了导演对这个小世界的爱。

带着花环要去夏威夷的小乌龟

在看过《大佛普拉斯》后，不少人都把它和2016年钟孟宏的影片《一路顺风》作起比较。把《大佛普拉斯》和《一路顺风》放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两者从摄影（钟孟宏化名的中岛长雄），剪辑（赖秀雄），美术指导（赵思豪），到演员（纳豆、庄益增、陈以文、林美秀、还有戴立忍），甚至剧照摄影（刘振祥）等创作班底的相似，更是因为他们都把镜头对准“小人物”和“大老板”，以及其中的幽默、荒诞和暴力。

土气 vs. 洋气

《大佛普拉斯》导演兼编剧黄信尧曾坦言钟导对本片的影响 [1]，但从影片的头一分钟开始，阿尧的口白就让人领教了导演独特的风格。说起来，比之《一路顺风》里不同身份之间关系的复杂（国语、台语、粤语、甚至泰语——从角色所持的语言上就有所反映），《大佛普拉斯》所呈现的世界要简单、明确得多。如果仍然试用“语言”概括的话，那一面是操台语的台南乡镇中的无名者，比如主人公肚财和菜埔（“肚脐眼”和“萝卜干”的意思）；另一面是使用英语或者至少想和这种洋气的话语扯上关系的人，代表当然是黄启文“Kevin”和他的葛洛伯（GLOBE）文创艺术中心。

台语的土和英语的洋，在让人忍俊不禁文字游戏中，也区分了所代表的人物们鲜明的分离状态，生活困顿的肚财、菜埔等人是游走在社会生活之外的“边缘人”。边缘人引发的荒诞和笑意，是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仍用黏黏的色情杂志、报废的便利店便当、彩色的行车记录仪画面……试图和世界保持联系。而在另一边呢，虽然Kevin不过是乡下工厂里造佛像的小老板而已，就像金坷垃“来自American Shengdiyage”的经典段子一样，“葛洛伯”媚俗的戏仿也令人发笑。但当“I studied in New York”这句咒语灵验时，金钱、女人随之而来。就连被男性像衣服般换掉又换掉的女人们，叶女士和Gucci、Cindy、瓦乐莉，中文名和洋文名的下场都截然不同。

“等我有了钱”，看过老板得意人生的菜埔说，“我也要找人帮我取个英文名字。”名字太土，命运即差之千里，和黑白 vs. 彩色画面一样，仿佛成为自始自终“土和洋”两个分离的阶层之间力量悬殊的一个注脚。

也想成为Seven的洗门

当菜埔搞错洗门和7-11便利店的时候（7-11在台语的简称“Seven”和“洗门”音相似），林生祥的乐迷大概会想到专辑《我庄》中的那首《7-11》。林生祥用客家话的“洗碗，一个碗”的谐音去读“Seven-Eleven”，和影片中的桥段异曲同工。这歌唱的是小镇里开了家7-11，便利店“上山下海又包山包海”，缴费购物无所不能。但它24小时灯火辉煌的全能型角色，又和村庄朴素自然的作息格格不入。林生祥最后不无讽刺地唱道：Seven-Eleven我等介新政府 / Seven-Eleven我等介新故乡。[2]

连锁便利店进驻乡镇，象征着由消费主义和现代都市精神的“入侵”，它的明亮、洁净、有序和高效，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和售价，成为整个社会消费的主流形态之一。便利店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此，或和蔼或乖戾的杂货铺老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不断复制粘贴的连锁便利店，模式的可复制性也是资本扩张和全球化所追捧的。有主流就有边缘，就像上海烟纸店的消亡一样，它几乎不可能和便利店（背后永远更新更快更好又更个性的消费主义）相抗衡，在并不发达的乡镇更是如此。

少人问津的“洗门”只能在隔间里做赌博游戏机生意，作为边缘力量的最后挣扎。洗门的土和Seven的洋，暗示了旧与新两种秩序的角力。歌曲中用“洗碗”去调侃它，影片中则用台语和洋文的对立来表现，并且发展出边缘人群像和掌握权力的体面人之间，一触即发的矛盾。林生祥（包括老搭档词作者钟永丰）对台南客家乡镇的观察描绘和台南非客家人的黄信尧不尽相同，但某种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所讲的故事和前者是呼应和连贯的。从两种文本中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也是作为客语音乐人的林生祥为台语片的《大佛普拉斯》配乐却没有违和感的原因之一。

巧合的是，歌曲《7-11》的末尾电吉他奏响了骊歌《送别》的旋律，恰好和《大佛普拉斯》开头不成调的送葬队伍重叠了。仿佛送走了田园牧歌般，重人情但又有些封闭的小镇，经历改头换面，继续讲述 “工商社会，时间宝贵”的故事。同处“工商社会”的我们，也感受得到城市生活的指南针并没有让所有人都过得更好，趋利和消费的欲望却着实让所有人神魂颠倒，毕竟洗门也是想成为Seven的。

如果社会的发展仍值得肯定，并且人和土地关系的松绑带来了自由的契机。那么《大佛普拉斯》展现的暗面则是功利逻辑的狂飙和机会平等的神话。如果模仿能带来成功，尝到甜头的总是某一群特定的人。比如说高委员，从街头运动者变成永远怀抱女人的投机政客。再比如留洋归来的Kevin，通过他这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和掌权者的联合，不仅保证财路还有不少艳遇。虽然诗人钟永丰提到过，参选议员的台南黑道，其实干精神和凝聚力都比学院出身的政客强。但我们无法也毋须证实两位既得利益者的夸张形象的真实性，想想大陆这里类似的领导和商人就好了罢。

和体面人相分离的边缘人，并没有作出对立的姿态，他们如草芥如蝼蚁，他们存在，却不被当真。谁不羡慕阔绰的生活？但肚财和菜埔自己也深知不可能，他们唯一能做的无非是“偷看董仔漂丿”（偷看老板潇洒把妹[3]）来消遣。他们窥视到了如表演般浮夸的情欲，看到了人情关系的惺惺作态，看到了生活中无聊的巡逻和奔波。但影片暗示了这种窥视致命的危险性，他们更看到了权力的黑暗面：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打破一切界限。Kevin不想让叶女士的威胁滋生事端，便谋杀了她，并藏尸大佛之内。这个爱·伦坡式的黑色情节，是本片的转折点，也把大佛这个关键事物揭示出来。

作为世俗宗教偶像的大佛，在师姐对佛头的容貌唧唧歪歪半天之后，却不如高委员和陈秘书长一两句话来得重要。因为在本片中，大佛不再有（那个有教义，有仪轨，有信徒的）佛教意义。对政客来说，大佛是在护国法会搞腐败揽政绩的工具；对商人来说，大佛则是牟利的商品。由GLOBE所生产的大佛，以及在标题中对iPhone Plus的挪用，都文字游戏般地印证了传统形态的佛像是由资本主义的内核所重塑的。这尊大佛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是掩盖暴力、弃置尸体的容器，却唯独不是真正的佛。反过来说，大佛也仍是大佛，但向它跪拜的人却信奉着另一种“神”。资本逻辑的泛滥和支配，意味着经济学中理性的和利己的人的基本假设，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被迫瓦解，也难怪中正庙里的蒋公也是“要挑人的”。

谁是赤裸的生命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我们说要顾全什么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现代社会要顾全大多数人生活的时候，肚财、菜埔、土豆、释迦等人就被牺牲了。《大佛普拉斯》的主角们就是阿甘本所谓的只剩下赤裸生命的“神圣人”，他们被人法和神法所双重排斥，被剥夺了拥有社会政治生活的资格，处在任由权力处置的赤裸状态。[4] 肚财最终的死亡更加印证了这个概念，赤裸生命的神圣人成为人的例外，他的生命无足轻重，杀死他犹如杀死动物般无关紧要。所以，不喝酒的肚财酒后把自己撞死，没有逻辑谬误。而片中稍早些肚财和交通警察的纠纷，只是权力玩弄赤裸生命的一次演绎，而这种演绎，在清除低端人口的行动中，在城管和小贩的纠葛中，一再上演。

片中的赤裸生命不仅是肚财和菜埔，还有作为“绝对他者”的女人。在父权制的工商社会，女人作为男人泄欲工具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认对自身的物化，把投怀送抱作为出国留学的资本积累又有何妨？但破坏游戏规则的叶女士则撕破了这种自欺，她的失踪无关紧要，任由暴力处置她的生命。代表着影片中的唯一两起“死亡”，叶女士的身份和游离于社会外的肚财不同，她永远是社会之中的女人，社会中的女人必须“自然地”伏在屈从地位。但作为赤裸的生命，他们所经受的暴力，他们的结局一般无二。

虽然电影没有明确交代肚财的死因，或许被撞飞到歪七扭八的他真的只是又遭遇了一起荒诞的意外，但菜埔始终觉得肚财的死没有这么简单。菜埔有老母要牵挂，又受到Kevin的暗示和威胁，无法不令他产生恐惧和怀疑。这种怀疑和恐惧，也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像越来越多的人被安上“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草芥便无法消除对权力怀疑。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妄想，源于他所窥视到的黑暗真相，这种恐惧的逻辑还发生在谁的身上？正是老板Kevin，他因为惧怕自己的秘密败露而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太清楚他所拥抱的权力中那些腐败的勾当了。他的地位和财富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稍有不妥，权力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和高效把他视作神圣人般进行驱逐。处于这种恐惧中的Kevin不能避免自己随时沦为赤裸生命的可能，如果承认这点，就不再能用简单的二元去区分片中的两类人物。只要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仍在按自身的逻辑运行——为了顾全而牺牲，那么赤裸生命就并不专属于哪一类人，而是人人皆有可能成为的。

回过来看，和无助的菜埔有所不同，肚财是无根的，他不像菜埔还有亲人，也不像他有夜班当值的稳定工作。他和他人的关系十分稀薄，肚财在影片中唯一温馨的笑，是在面会菜帮忙时吃阿姨的鸡腿和菜。但影片值得称道之处，是用颇为浪漫和诗意的方式去丰富这个看起来无根、无缘、无意义的肚财。肚财家中的“飞碟”既代表了对世界和生活含有的温情和希望，也象征了哪怕再渺小的灵魂也拥有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世界。“人类早就可以做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导演悲观地认为现代人与其珍视和他人的关系，不如将之视而不见。但菜埔和肚财的友谊告诉我们，理解他者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内心的宇宙很坚固，认识他者的任务恐怕比登月还难、还重。也正是个体的丰富和独特性，让权力的支配和赤裸生命变得难以接受。

当我们在大佛里

导演的口白在肚财出殡后消失，终于不再做戏而是“应该走到电影里面了”。在结尾处，大佛内的响声惊动了众人，“敲到后来屏幕变成了黑色她还一直在敲，”导演说，“你不觉得你已经走到大佛里面了吗？”[5] 一直和片中人物保持着距离的观众，最终将意识到，我们和肚财菜埔叶女士或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也正是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成为赤裸生命的那一刻，我们被坚固的大佛包围在一片黑暗中。就像肚财说的，“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大佛普拉斯》只是一个“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黑色寓言吗？

可能无法用一部电影为绝望与否妄下定论。但要注意的是，支配性的权力可以构造很多我们已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它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也体现在社会规范，科学话语等“概念”之中。比如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物，或者女性只属于家庭。明明全球都为垃圾泛滥而苦恼，但资源回收或捡垃圾，总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公平正义有时候它只囊括抽象意义上健康的、理性的、爱国的成年男性，并且为了保证这套秩序的良好运转牺牲剩下的“少数”人。

“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比起重建，很多人为了继续生存掩饰崩塌。人们仍然可以为已受质疑的“理所当然”而辩护，继续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作为人生的信条，就像最近名声大噪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教授将富人的富有重新解释为极其努力的工作和一点点精神错乱一样。让人好奇的是，彼得森教授们又如何解释韦恩斯坦们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女性施暴并得手呢？质疑和辩护，就像片尾曲《有无》中唱的——“反身的chance，有抑无”，值得玩味。

我宁愿把捶打大佛的回响，视作一种反抗和对坚固外部的惊扰。银幕再次亮起，在被台风掀翻的葛洛伯工厂，在倾覆的集装箱房间内部，菜埔又坐下翻开肚财带来的杂志。在我的想象中，面对倒塌的外部，菜埔也可以是他的表演者庄益增，也可以是别的人，他手中的色情刊物也可以是其他的书籍，毕竟，有时候它们同样被视为戕害心智的毒草。

—— 首发于公众号 小把戏去冲浪 ——

注：

[1] 翁稷安,《黄信尧｜务实甘苦人》，via 导筒

[2] 生祥乐队，《我庄》

[3] 林生祥，《大佛普拉斯》

[4] 蓝江，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论阿甘本homo sacer思想的发展谱系，以及阿甘本的《神圣人》

[5] 现场|《大佛普拉斯》导演黄信尧：你不觉得你在大佛的身体里面吗？ via 集美双栖青年影展